朝圣基金皇委会揭治理漏洞：五封警告信为何未能阻止危机？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 – 朝圣基金.上一个影片和大家谈过RCI皇委会报告的大纲，大家都对原本“赚 34 亿令吉”变成了“净亏损 14 亿令吉”的巨大落差议论纷纷。当时我也跟大家分析了，这份报告选在森美兰州选举投票前夕公开，背后必然有着非常微妙的政治计算与宣传效益。如今，随着国会特别会议的辩论以及执法机关的后续动作，这份皇委会报告揭露出了更多过去不为人知的内幕数据、决策过程，还有那些藏在条文后面的体制漏洞。今天我们就从最新的解密资讯切入，深入聊聊这件事情背后的制度腐朽，以及我们马来西亚政治生态最深层的盲点。

首先，很多人可能会问：朝圣基金当年会搞到要由财政部成立特殊目的公司 Urusharta Jamaah 去接管近百亿令吉的问题资产，难道内部就完全没有人发现吗？难道监管机构都睡着了吗？

皇委会解密的文件给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答案：内部其实早就警铃大作，但所有的警告都被强行压了下去。

报告证实，在危机爆发前，国家银行就曾先后向朝圣基金主席以及主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发出了整整五封警告信。国家银行在信中写得很清楚：朝圣基金的资产与负债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如果管理层不立刻纠正、不承认投资亏损，将会引发极其严重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然而，这些由国家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发出的赤字警讯，在当时强大的政治考量面前，全都被当作看不见。管理层非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继续玩起了“美图秀秀”的会计手法。

比如审计报告发现，在朝圣基金当时宣称的 46 亿令吉总资产中，居然只有 5.56 亿令吉，也就是仅仅约 12% 的资产，真正经过了专业估价师的评估！其余接近九成的资产，全都是管理层采用所谓“可变现资产价值法”等自订的会计技巧，在未经独立审计的情况下，强行调高资产估值，借此美化账面。

这就好像一个人明明口袋里只剩下几百块，却看着家里一套几十年没人要的旧家具，自己告诉自己“这套家具以后一定能卖一百万”，然后就拿着这个凭空想像出来的一百万，对外宣布自己的财务状况很良好。

更荒谬的是，皇委会在调查 2010 年至 2017 年的财务状况时发现，即便机构已经陷入严重的负债危机，朝圣基金每年依然发放两到十三个月不等的员工花红。甚至在 2017 年与 2018 年，其子公司 TH Properties 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向董事及高层发放了超过 219 万令吉的“特别感谢花红”。机构在亏钱，高层却在分钱，这种“亏钱还发狂欢花红”的奇观，简直是对数百万名辛苦存钱准备去朝圣的穆斯林大众最大的讽刺。

报告也直接点名了十四项涉及严重治理漏洞的高风险投资，累计造成的亏损高达 126 亿令吉。这些投资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套路：高价的接盘侠、缺乏退场机制，而且通通绕过了正规的风险审查程序。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朝圣基金出事的时候，正是前首相纳吉主政的国阵年代。作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这些事情在他的年代发生，大家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把所有责任推给纳吉一个人也应该很顺理成章。

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关心公民知识与公共政策的讨论者，只把问题停留在“都是纳吉贪污”或“个人滥权”的层面，那我们就完全忽视了这份皇委会报告带给马来西亚社会最深刻的教训。因为，这是一场典型的“集体治理失灵”，而不仅仅是“个人拿钱”。

一马公司（1MDB）是典型的资金被非法挪用与洗钱；但朝圣基金的问题，核心在于“制度性的集体装睡与掩盖”。从政治任命的主席、不敢违抗上意的董事会、流于形式的内部审计，到被忽视的国家银行警告，整个高层结构为了维持某种政治利害关系，选择了一起帮忙盖住窟窿。

为什么明知亏损还要派发高红利？因为朝圣基金管理的是数百万穆斯林基层的储蓄。对当时的执政者而言，朝圣基金的派息率，就是“政府照顾穆斯林”最直观的政治绩效指标。如果在大选前夕宣布红利大幅下跌甚至停派，政治上的冲击可想而知。因此，政治压力逼着朝圣基金拿存户未实现的期望去博弈，甚至消耗储备金来发放虚拟盈余。这是一种典型为了短期选票，不惜透支公营机构长期命脉的选票民粹主义。

那又有人会问：既然问题这么严重，2018 年政权更替之后，当年的财政部长林冠英，为什么不敢让这个雷直接自爆，彻底清算旧政府的过错呢？这就是政治现实中最无奈、也最残酷的地方。

当时林冠英作为财长，再加上他华裔财长敏感的身份，面对朝圣基金这个数百亿令吉的巨雷，他根本不可能、也不敢让它原地爆炸。

根据《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第 22 条文规定，朝圣基金只有在“资产多于负债”的情况下才能派息。当时朝圣基金的资产比负债少了近 41 亿令吉。如果新政府当时选择“冷眼旁观让它自爆”、宣布朝圣基金停派红利甚至清算，将会立刻引发全马数百万穆斯林存户的恐慌性挤兑。朝圣基金为了兑现现金，必须在短时间内贱卖手上的股票、国债与不动产，这会直接拖垮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引发全国性的金融风暴。

更致命的是政治与族群情绪。在当时极度敏感的政治气氛下，如果华裔财长宣布朝圣基金破产或冻结提款，反对党会立刻将其定性为“华裔财长摧毁穆斯林朝圣基金”。这股种族与宗教情绪一旦爆发，社会动荡将不可收拾。

所以，林冠英和当时的希盟政府只能选择成立特殊目的公司 Urusharta Jamaah，以 199 亿令吉接手朝圣基金百亿令吉的坏帐与问题资产。透过这种“内部做手术，外部包纱布”的手法，把烂帐转移到财政部名下，让朝圣基金的资产负债表瞬间扭亏为盈，从而阻止了恐慌。

但大家要想清楚：这种做法虽然阻止了金融风暴，却并没有让亏损消失。它只是把朝圣基金的风险，转嫁到了财政部，也就是我们全体纳税人的身上。为了防止恐慌，政府最终还是拿全民的税金，去替当年政治人物留下的烂帐买了单。

这就是马来西亚政治最让人痛心的地方。

很多选民以为，政坛是“非黑即白”的生死搏斗，两大政党阵营在大选时骂得面红耳赤，似乎势不两立。但现实中，这些在政坛滚打几十年的老政客，私底下全是同一个圈子里的“老同事”、“老相识”。今天你做政府，手握我的档案；明天我做政府，手握你的痛脚。结果就是：大选时在台前唱戏骂人，上台后在体制内彼此“留一手”、“留条后路”。

当两个主流阵营都曾经执政过、都曾手握权力资源时，他们掌握的秘密与黑材料其实是对等的。这种“相互保证毁灭”的恐怖平衡，让所有的体制问责最终都变成了点到即止的政治表演。报告可以公开，委员会可以成立，但真正要彻底清算、真正要让高层承担刑事责任时，大家就会投鼠忌器。因为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下台之后，对方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法报复回来。

不管是国阵、希盟还是国盟，很多核心人物过去几十年都是从同一套体制、同一个政党出来的。他们对权力分配、官僚运作、乃至“如何用制度漏洞来处理政治危机”的逻辑完全高度一致。他们遇到危机时的思考维度，永远是“如何维稳”、“如何避开选票代价”，而不是“如何把整个腐烂的利益结构连根拔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必须要不停地替换掌权者，才能让主政的人不敢肆意妄为。我们不能只让两个旧阵营轮流执政、互相玩这种“老朋友的默契牌”。社会需要有全新的政治势力，需要有不带旧包袱的新血，去打破这种相互包庇的默契，去揭发和清除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病。

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选择加入并支持 BERSAMA 同心党的原因。新的政治势力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他们是否完美，而在于他们没有旧体制的历史包袱，没有私底下与旧势力勾连的“老朋友”，更没有痛脚握在别人手上。

只有当国会和政治体制内，存在着不受老政客默契约束的第三力量时，他们才敢在体制内真正掀开盖子，把那些大家私下讲好“点到即止”的丑闻彻底摊在阳光下。即便新势力短期内无法单独执政，他们光是作为“监督者”和“掀桌者”，就能强迫朝野两大旧阵营意识到：人民不是非你不可，如果继续搞密室妥协、继续把纳税人的钱当成政治玩具，选民随时会转向。

很多人常问我：“康哥，换了政府，问题不还是没完全解决吗？那我们投票还有什么意义？”我想说的是，民主的意义不是选出一个完美的圣人，而是透过不断的替换与引入新血液，去打破老政客之间的“默契”。

如果不去强烈摇晃那一扇生锈的大门，门里面的人就永远只会继续分派利益。只有让每一位坐在上面的掌权者，都时刻感受到“随时会被揭底、随时会被换掉”的危机感，这个国家的体制才有可能真正清醒过来，朝圣基金这样的悲剧才不会在下一次大选前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