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霾为何又回来了？一把火省下99%成本！烟霾背后的真相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今天我们来谈 – 烟霾。这几天大家出门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天空又开始变得灰濛濛的，空气里隐隐约约飘着一股刺鼻的烧焦味。许多朋友都在问，是不是那个陪伴我们多年的“常年噩梦”又回来了？

讲到烟霾，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深刻的记忆。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1998年以前，那时候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年举办英联邦运动会，我们在烟霾中参加当时的宣传活动。那时候整个吉隆坡都是雾霾，大家顶着糟糕的空气质量在宣传和筹备。自从那次之后，烟霾仿佛就成为了马来西亚每年定时报导的“常年活动”。尤其之后的好几年中秋节都没有办法在看到月亮。

马来西亚的烟霾问题，其实并不是从1998年才开始的。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烟霾，其实发生在1997年。当时因为极端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整个东南亚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烟霾灾害。印尼的泥炭地和森林大火大量燃烧，烟霾笼罩了整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那时候砂拉越甚至一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空气污染指数飙破了800点，那是一段令人终生难忘的景况。

到了1998年9月英联邦运动会举办期间，虽然情况比起1997年最严重的时候稍微缓和了一点点，但空气质素依然相当糟糕。当年我们还不流行戴口罩、随便帮个手帕、顶着灰濛濛的天空就去参与户外的宣传活动，这也让许多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把1997年和1998年这两年紧紧连在一起，总觉得烟霾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但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比如1983年、1990年、1991年以及1994年，马来西亚就已经出现过区域性的烟霾现象。只是当时的规模没有1997年那么震撼全国，才让大家有一种“以前好像没有烟霾”的错觉。

那么，大家这几年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前几年的烟霾好像消失了，空气质量比以前好很多，甚至大家几乎都要忘了这个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但为什么到了最近，这股刺鼻的灰烟又重新浮现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气候周期、土地复育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活动这三个维度来看。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气候周期的转换。在2020年至2022年这几年间，东南亚地区经历了极为罕见的“三重拉尼娜”现象。拉尼娜现象带来的是极其充沛的雨水，那几年我们几乎整年都在面对大雨和水患。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人试图烧芭清地，雨水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把火种扑灭，因此烟霾根本无法扩散开来。然而，气候总是周期性循环的。当气候从拉尼娜转向厄尔尼诺，或者进入正相印度洋洋流偶极的干旱周期时，西南季风带来的少雨和干燥天气，就会让原本干枯的土地和泥炭地变成极易燃烧的状态。

第二个原因是泥炭地本身的特殊性。印尼政府近年来确实做了不少努力，例如堵塞排水沟来让泥炭地保持湿润，并且加强了执法与监测，这让一般干旱年份的火点大幅减少。但是，泥炭地一旦彻底干涸，它就不再只是普通的泥土，而是几公尺深、堆积了数千年植物残骸的天然燃料库。这种泥炭地下火一旦点燃，可以在地下数公尺深处默默闷烧数个星期甚至数个月，极难被完全扑灭。

第三个原因，则是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随着全球供应链恢复正常，市场对棕榈油、纸浆以及各类农产品的需求大幅飙升。这种强劲的市场需求，直接刺激了各类土地开发与垦荒活动的重新抬头。

讲到这里，很多人会问一个核心问题：这些烟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为的？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些烟霾几乎九成九都是人为造成的。虽然“极端干旱”是自然气候，但在东南亚这片热带雨林气候区，干旱本身极少会直接引发自然大火。这里不像澳洲或北美有频繁的闪电引发森林大火，我们的热带雨林湿度非常高，如果没有人去点火，森林是不会自己无端燃烧起来的。气候干旱只是“催化剂”，真正按下起火开关的，始终是人类的垦荒行为。

这就引申出一个大家最关心、也最愤慨的问题：为什么会说是企业与土地经营者造成了这些火点？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简单而残酷，这背后完全是极致的商业利益考量-钱的问题。不管是大型的棕榈油企业、造纸巨头、中游的承包商，还是小型地主，他们选择使用“烧芭”，也就是火烧清地的方式，完全是因为以下几个巨大的经济诱因。

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成本极其廉价。如果一个土地经营者想要清理一公顷的土地，采用正规的“机械清地”方式，他需要租用重型挖掘机、推土机，把树木砍倒、刨出树根、推平土地，还要花大笔费用把这些木材和废料运走。这样算下来，每一公顷的开发成本可能高达数百甚至上千美元。但是，如果采用“火烧清地”，他只需要几桶汽油、几盒火柴，趁著干旱季节一把火烧过去，成本可能只需要几美元。这种高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成本差距，在庞大的商业利益面前，让许多人选择遝险。

第二个原因，是火烧过后的“草木灰”具有极高的农业价值。东南亚广泛分布的热带泥炭地，土壤性质通常非常偏酸，pH值往往只有3到4左右，而且极度缺乏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如果按照正常农业流程，要改善这种酸性土壤，必须购买大量的化学石灰进行中和，并投入昂贵的肥料。而一把大火烧过后，产生的草木灰是天然的碱性肥料，不仅能瞬间提升土壤的pH值，补充丰富的矿物质，还能顺便把地表所有的病虫害和杂草种子彻底杀死。对经营者来说，这简直是一举多得的“免费土地改良”。

第三个原因，是泥炭地的开发模式本身就制造了极大的火灾隐患。企业为了种植油棕或者造纸用的桉树，必须在原本湿润的沼泽泥炭地上开凿大量深深的排水沟，把地表水和地下水排干。水排干之后，原本被水覆蓋的泥炭土壤暴露在空气中，变得像干柴一样极度易燃。这时候只要有人在表面随手点燃杂草，火苗就会迅速顺着干涸的泥炭渗透到地下，演变成无法控制的地下大火。

第四个原因，是土地权益争议与责任规避。在东南亚一些偏远地区，土地权属往往非常模糊。有些不法的土地经营者，会故意纵火烧毁原始森林或者邻近的土地，制造出“既成事实”。在大火过后，原本居住在当地的原住民或野生物种被迫搬离，这些土地就变成了废墟，经营者随后便能以极低的价格取得这些土地的开发权，或者直接进行非法占用。而且，火灾发生在深山密林之中，纵火者只要点了火离开现场，执法单位非常难收集到直接的犯罪证据，这让许多不法份子得以长期逃避法律责任。

这就是我们每年都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尽管东盟各国早已签署了跨境烟霾协定，各国政府也制定了严格的零燃烧政策，但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使下，加上地理范围太大、监管极其困难，只要干燥的季候风一吹，烧芭这种快捷、廉价却遗祸无穷的清地方式，就会再次重演，成为全东南亚百姓呼吸道的噩梦。

作为一般民众，我们在这种“常年活动”再次袭来的时候，能做些什么呢？除了在干旱季节密切关注空气污染指数、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出门佩戴合适的口罩、在家开启空气清净机之外，我们更应该持续关注这个议题。烟霾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结合了环境保育、企业社会责任、区域政治与消费选择的复杂议题。当我们消费棕榈油产品、纸张等商品时，支持那些经过永续认证、承诺不进行森林砍伐与不烧芭的产品，也是我们作为消费者能施加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