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聖基金皇委會揭治理漏洞：五封警告信為何未能阻止危機？

今天我們繼續來談 – 朝聖基金.上一個影片和大家談過RCI皇委會報告的大綱，大家都對原本「賺 34 億令吉」變成了「淨虧損 14 億令吉」的巨大落差議論紛紛。當時我也跟大家分析了，這份報告選在森美蘭州選舉投票前夕公開，背後必然有著非常微妙的政治計算與宣傳效益。如今，隨著國會特別會議的辯論以及執法機關的後續動作，這份皇委會報告揭露出了更多過去不為人知的內幕數據、決策過程，還有那些藏在條文後面的體制漏洞。今天我們就從最新的解密資訊切入，深入聊聊這件事情背後的制度腐朽，以及我們馬來西亞政治生態最深層的盲點。

首先，很多人可能會問：朝聖基金當年會搞到要由財政部成立特殊目的公司 Urusharta Jamaah 去接管近百億令吉的問題資產，難道內部就完全沒有人發現嗎？難道監管機構都睡著了嗎？

皇委會解密的文件給出了一個非常令人震撼的答案：內部其實早就警鈴大作，但所有的警告都被強行壓了下去。

報告證實，在危機爆發前，國家銀行就曾先後向朝聖基金主席以及主管宗教事務的首相署部長，發出了整整五封警告信。國家銀行在信中寫得很清楚：朝聖基金的資產與負債差距正在不斷擴大，如果管理層不立刻糾正、不承認投資虧損，將會引發極其嚴重的金融系統性風險。

然而，這些由國家最高金融監管機構發出的赤字警訊，在當時強大的政治考量面前，全都被當作看不見。管理層非但沒有停下腳步，反而繼續玩起了「美圖秀秀」的會計手法。

比如審計報告發現，在朝聖基金當時宣稱的 46 億令吉總資產中，居然只有 5.56 億令吉，也就是僅僅約 12% 的資產，真正經過了專業估價師的評估！其餘接近九成的資產，全都是管理層採用所謂「可變現資產價值法」等自訂的會計技巧，在未經獨立審計的情況下，強行調高資產估值，藉此美化賬面。

這就好像一個人明明口袋裡只剩下幾百塊，卻看著家裡一套幾十年沒人要的舊傢具，自己告訴自己「這套傢具以後一定能賣一百萬」，然後就拿著這個憑空想像出來的一百萬，對外宣布自己的財務狀況很良好。

更荒謬的是，皇委會在調查 2010 年至 2017 年的財務狀況時發現，即便機構已經陷入嚴重的負債危機，朝聖基金每年依然發放兩到十三個月不等的員工花紅。甚至在 2017 年與 2018 年，其子公司 TH Properties 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私自向董事及高層發放了超過 219 萬令吉的「特別感謝花紅」。機構在虧錢，高層卻在分錢，這種「虧錢還發狂歡花紅」的奇觀，簡直是對數百萬名辛苦存錢準備去朝聖的穆斯林大眾最大的諷刺。

報告也直接點名了十四項涉及嚴重治理漏洞的高風險投資，累計造成的虧損高達 126 億令吉。這些投資都有著極其相似的套路：高價的接盤俠、缺乏退場機制，而且通通繞過了正規的風險審查程序。

看到這裡，很多人的第一反應一定是：朝聖基金出事的時候，正是前首相納吉主政的國陣年代。作為馬來西亞歷史上最大的貪官，這些事情在他的年代發生，大家一點都不感到意外。把所有責任推給納吉一個人也應該很順理成章。

但是，如果我們作為關心公民知識與公共政策的討論者，只把問題停留在「都是納吉貪污」或「個人濫權」的層面，那我們就完全忽視了這份皇委會報告帶給馬來西亞社會最深刻的教訓。因為，這是一場典型的「集體治理失靈」，而不僅僅是「個人拿錢」。

一馬公司（1MDB）是典型的資金被非法挪用與洗錢；但朝聖基金的問題，核心在於「制度性的集體裝睡與掩蓋」。從政治任命的主席、不敢違抗上意的董事會、流於形式的內部審計，到被忽視的國家銀行警告，整個高層結構為了維持某種政治利害關係，選擇了一起幫忙蓋住窟窿。

為什麼明知虧損還要派發高紅利？因為朝聖基金管理的是數百萬穆斯林基層的儲蓄。對當時的執政者而言，朝聖基金的派息率，就是「政府照顧穆斯林」最直觀的政治績效指標。如果在大選前夕宣布紅利大幅下跌甚至停派，政治上的衝擊可想而知。因此，政治壓力逼著朝聖基金拿存戶未實現的期望去博弈，甚至消耗儲備金來發放虛擬盈餘。這是一種典型為了短期選票，不惜透支公營機構長期命脈的選票民粹主義。

那又有人會問：既然問題這麼嚴重，2018 年政權更替之後，當年的財政部長林冠英，為什麼不敢讓這個雷直接自爆，徹底清算舊政府的過錯呢？這就是政治現實中最無奈、也最殘酷的地方。

當時林冠英作為財長，再加上他華裔財長敏感的身份，面對朝聖基金這個數百億令吉的巨雷，他根本不可能、也不敢讓它原地爆炸。

根據《1995年朝聖基金法令》第 22 條文規定，朝聖基金只有在「資產多於負債」的情況下才能派息。當時朝聖基金的資產比負債少了近 41 億令吉。如果新政府當時選擇「冷眼旁觀讓它自爆」、宣布朝聖基金停派紅利甚至清算，將會立刻引發全馬數百萬穆斯林存戶的恐慌性擠兌。朝聖基金為了兌現現金，必須在短時間內賤賣手上的股票、國債與不動產，這會直接拖垮馬來西亞的股票市場與銀行體系，引發全國性的金融風暴。

更致命的是政治與族群情緒。在當時極度敏感的政治氣氛下，如果華裔財長宣布朝聖基金破產或凍結提款，反對黨會立刻將其定性為「華裔財長摧毀穆斯林朝聖基金」。這股種族與宗教情緒一旦爆發，社會動盪將不可收拾。

所以，林冠英和當時的希盟政府只能選擇成立特殊目的公司 Urusharta Jamaah，以 199 億令吉接手朝聖基金百億令吉的壞帳與問題資產。透過這種「內部做手術，外部包紗布」的手法，把爛帳轉移到財政部名下，讓朝聖基金的資產負債表瞬間扭虧為盈，從而阻止了恐慌。

但大家要想清楚：這種做法雖然阻止了金融風暴，卻並沒有讓虧損消失。它只是把朝聖基金的風險，轉嫁到了財政部，也就是我們全體納稅人的身上。為了防止恐慌，政府最終還是拿全民的稅金，去替當年政治人物留下的爛帳買了單。

這就是馬來西亞政治最讓人痛心的地方。

很多選民以為，政壇是「非黑即白」的生死搏鬥，兩大政黨陣營在大選時罵得面紅耳赤，似乎勢不兩立。但現實中，這些在政壇滾打幾十年的老政客，私底下全是同一個圈子裡的「老同事」、「老相識」。今天你做政府，手握我的檔案；明天我做政府，手握你的痛腳。結果就是：大選時在台前唱戲罵人，上台後在體制內彼此「留一手」、「留條後路」。

當兩個主流陣營都曾經執政過、都曾手握權力資源時，他們掌握的秘密與黑材料其實是對等的。這種「相互保證毀滅」的恐怖平衡，讓所有的體制問責最終都變成了點到即止的政治表演。報告可以公開，委員會可以成立，但真正要徹底清算、真正要讓高層承擔刑事責任時，大家就會投鼠忌器。因為誰都不敢保證，自己下台之後，對方會不會用同樣的手法報復回來。

不管是國陣、希盟還是國盟，很多核心人物過去幾十年都是從同一套體制、同一個政黨出來的。他們對權力分配、官僚運作、乃至「如何用制度漏洞來處理政治危機」的邏輯完全高度一致。他們遇到危機時的思考維度，永遠是「如何維穩」、「如何避開選票代價」，而不是「如何把整個腐爛的利益結構連根拔起」。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必須要不停地替換掌權者，才能讓主政的人不敢肆意妄為。我們不能只讓兩個舊陣營輪流執政、互相玩這種「老朋友的默契牌」。社會需要有全新的政治勢力，需要有不帶舊包袱的新血，去打破這種相互包庇的默契，去揭發和清除這些根深蒂固的社會弊病。

這也是為什麼我個人選擇加入並支持 BERSAMA 同心黨的原因。新的政治勢力最大的價值不在於他們是否完美，而在於他們沒有舊體制的歷史包袱，沒有私底下與舊勢力勾連的「老朋友」，更沒有痛腳握在別人手上。

只有當國會和政治體制內，存在著不受老政客默契約束的第三力量時，他們才敢在體制內真正掀開蓋子，把那些大家私下講好「點到即止」的醜聞徹底攤在陽光下。即便新勢力短期內無法單獨執政，他們光是作為「監督者」和「掀桌者」，就能強迫朝野兩大舊陣營意識到：人民不是非你不可，如果繼續搞密室妥協、繼續把納稅人的錢當成政治玩具，選民隨時會轉向。

很多人常問我：「康哥，換了政府，問題不還是沒完全解決嗎？那我們投票還有什麼意義？」我想說的是，民主的意義不是選出一個完美的聖人，而是透過不斷的替換與引入新血液，去打破老政客之間的「默契」。

如果不去強烈搖晃那一扇生鏽的大門，門裡面的人就永遠只會繼續分派利益。只有讓每一位坐在上面的掌權者，都時刻感受到「隨時會被揭底、隨時會被換掉」的危機感，這個國家的體制才有可能真正清醒過來，朝聖基金這樣的悲劇才不會在下一次大選前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