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聖基金報告解密,2017年賺34億變虧14億?森州選舉前的政治炸彈?

今天我們來談——朝聖基金的皇家調查報告。政府最近正式公開了朝聖基金局,也就是Tabung Haji的皇家調查委員會報告。這份報告其實早在2022年就已經完成,只是一直沒有向公眾公開。如今報告終於解密,而且公布的時間,剛好是在森美蘭州選舉投票前夕。所以很多人都在問:政府為什麼偏偏選在這個時候公布?這份報告會不會成為影響森州選情的最後一顆政治炸彈?
關於這一點,我們待會再談。首先還是要了解,朝聖基金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對很多馬來西亞穆斯林來說,朝聖基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大家從年輕的時候開始,把錢一點一點存進去,希望有一天能夠前往麥加朝聖。
朝聖基金收了存款之後,會把這些錢拿去投資,賺取回報,再把部分收益派發給存戶。除此之外,它也負責安排朝聖行程,並且補貼部分朝聖費用。所以,朝聖基金管理的不是普通投資者拿來炒股票的閒錢,而是數百萬名穆斯林多年累積下來的宗教儲蓄和信任。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一旦朝聖基金出現問題,政府會如此緊張。因為這不只是金融問題,也會很快變成宗教、社會和政治問題。
這次皇家調查報告所揭露的核心,可以用一句很簡單的話來說:
朝聖基金當年的真正財務狀況,沒有公開數字看起來那麼好。
最受關注的是2017年的財務報告。
朝聖基金當時對外公布,機構錄得大約34億令吉的盈利。普通存戶看到這個數字,當然會覺得朝聖基金很健康、投資很成功,繼續派發紅利也是理所當然。但是皇家調查委員會重新檢查之後認為,如果朝聖基金當時更完整地承認投資損失和資產減值,它不但沒有賺34億令吉,反而可能錄得大約14億令吉的淨虧損。
一邊是盈利34億,一邊是虧損14億,中間相差接近48億令吉。這就不是普通的計算誤差了。
這就好像一名老闆對外宣布,公司今年賺了34萬令吉,還拿出很多錢派花紅給自己和員工。後來會計師重新檢查,才發現公司不是賺34萬,而是虧了14萬。
大家一定會問:為什麼可以差這麼遠?答案就在於資產估值和會計處理。朝聖基金的一些投資,它的市場價值其實已經下跌,但是管理層沒有及時、完整地承認虧損,反而採用比較樂觀的估值方式,認為這些資產將來還可能恢復價值。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假設你用一百萬令吉買了一間店屋,後來市場不好,這間店屋現在只值六十萬。正常來說,你的資產已經減少了四十萬。但是你告訴自己,店屋地點很好,將來市場復甦,甚至可以賣回一百五十萬,所以暫時不承認這四十萬的損失。
問題是,你接下來又根據一百五十萬令吉的數字,告訴家人自己的財務狀況很好,甚至拿錢出來派花紅。未來可能升值,不代表今天沒有虧損。還沒有實現的希望,也不能當成已經賺到手的盈利。
皇家調查報告認為,朝聖基金過去正是透過這些過度樂觀的會計處理,把原本已經出現的財務問題往後推,讓資產看起來仍然高過負債,也讓管理層可以繼續宣布派發紅利。
2017年,朝聖基金宣布普通紅利4.5%,部分符合資格的存戶,還可以獲得額外1.75%。總派發額大約是27億令吉。
站在存戶角度,收到紅利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這筆紅利不是來自真正的盈利,而是透過不承認虧損、消耗儲備,甚至透支未來來維持,那就不是福利,而是把今天的問題留給明天。你不能欠別人一百塊,口袋裡只有八十塊,卻還拿十塊出來請大家吃飯,然後告訴大家自己的財務狀況非常穩健。
為什麼管理層明知道有風險,還要繼續派發這麼高的紅利?報告提到了一個非常敏感的因素,就是政治影響。
朝聖基金的紅利,從來不只是金融數字。紅利高,政府就可以告訴人民,朝聖基金經營良好,政府照顧穆斯林,國家的經濟也很穩定。
相反,如果大選前突然宣布紅利大幅下降,甚至完全沒有紅利,政治上的衝擊可想而知。
所以當朝聖基金的商業決定開始受到政治期待影響,問題就出現了。
一家管理數百億令吉公共存款的機構,本來應該問的是:我們今年到底賺了多少?有多少虧損必須承認?派多少紅利才不會傷害長期的財務安全?
但是當政治介入之後,問題可能變成:今年派多少紅利,人民才會高興?派多少才不會影響政府形象?選舉之前能不能降低紅利?金融機構應該根據風險和數字做決定,政治人物卻往往根據民意和選票做決定。一旦兩者混在一起,最容易出現的情況,就是先享受今天的掌聲,明天的暴雷明天再算。
除了會計和紅利問題,報告也點出朝聖基金過去的一些投資決定存在疑問。皇家調查委員會建議,針對多項問題投資展開法證審計,調查當年的決策程序、資產估值、風險評估,以及是否存在利益衝突或者違反受託責任。
這裡必須說清楚,問題投資不等於刑事犯罪。
任何大型投資機構都有可能投資失敗。買股票會跌,買產業可能遇到市場低迷,投資企業也可能經營不善。虧錢本身,不代表一定有人貪污。
真正要調查的是:這些投資在作出之前,有沒有經過正常審查?管理層有沒有忽略專業意見?購買價格是否合理?有沒有人從交易中獲得不當利益?投資失敗之後,又有沒有人刻意隱瞞損失?如果只是判斷錯誤,那是管理能力問題。
如果明知道不合理,仍然批准交易,甚至有人從中獲利,那才可能涉及失信、濫權或者貪污。
2018年政權更替之後,新政府重新檢查朝聖基金的財務狀況,認為問題已經嚴重到不能再拖。政府後來成立一家財政部旗下的特殊目的公司,叫作Urusharta Jamaah,由這家公司接手朝聖基金一批表現不佳、價格下跌或者難以出售的資產。
朝聖基金把問題資產交出去,換取政府相關公司發出的伊斯蘭債券和其他資產。這樣一來,朝聖基金的資產負債表可以恢復正常,也可以避免存戶恐慌提款。有人把這個做法稱為拯救朝聖基金,也有人批評,這只是把問題資產丟給政府。其實兩種說法都有一部分道理。
從穩定金融體系的角度來看,政府當時確實不能讓朝聖基金突然倒下。因為一旦數百萬名存戶失去信心,大家同時提款,問題可能會迅速惡化。但是問題資產被轉移出去,不代表損失就消失了。
它只是從朝聖基金的賬目,轉移到財政部相關公司的賬目。最後如果這些資產無法恢復價值,承擔風險的仍然可能是政府,換句話說,也就是納稅人。
這就好像一個家庭裡,弟弟欠了很多債,哥哥先幫他把債務接過來,避免弟弟破產。弟弟的財務報表確實變漂亮了,但是整個家庭欠的錢並沒有消失。所以比較準確的說法是,朝聖基金的燃眉之急已經完成主要的止血,但是責任追究和公共財政風險,還不能算完全解決。
接下來我們就談很多人最關心的問題:這份報告會不會影響明天的森州選舉?
我的判斷是,會有影響,但是影響非常有限。它可以成為競選最後幾天的熱門話題,卻不足以成為扭轉整個選情的黑天鵝事件。為什麼?
最主要的原因是,選民現在聽到的是一件已經完成主要重組的往事,而不是一場正在發生、而且還不知道如何收場的危機。對普通朝聖基金存戶來說,他們最直接的問題不是2017年的會計處理用了什麼方法,而是:我現在存在裡面的錢安全嗎?我還能不能提款?未來還能不能前往朝聖?
目前並沒有跡象顯示朝聖基金即將倒閉。政府所呈現的故事是:以前的財務管理有問題,2018年後已經重組,現在公開報告,是為了追究責任和改革制度。換句話說,選民可能會憤怒,但是未必會恐慌。
而在選舉裡,真正能夠造成大幅度選票擺動的,往往不只是憤怒,而是選民感覺自己即將面對一個非常具體的損失。這一點,就和柔佛州選舉前發生的拉曼理工大學稅務風波有很大的不同。
拉曼的事情非常容易理解。政府之前說給十年免稅,後來公開的文件卻顯示只批准三年。學校未來會不會被徵稅?學費會不會受到影響?政府原本作出的承諾還算不算數?這些問題直到投票之前,都還沒有完全解決。
華人選民不需要了解複雜的稅務法令,只需要問一句:為什麼之前說十年,現在卻只剩下三年?它是一個現在仍然燃燒、而且未來可能直接影響學生和家長的問題。
朝聖基金報告就不一樣。它涉及資產減值、會計準則、紅利派發條件、問題資產轉移和不同時期管理層的責任。普通選民要花一段時間,才能完全理解整件事情。而且責任對象也沒有那麼簡單。
報告主要調查的是2014年至2020年之間的問題。國陣可以說,應該讓涉及的人接受調查,但不能把所有責任推給現在的政黨和候選人。希盟則會說,正是因為過去的治理失敗,才需要今天公開真相。最後,雙方支持者很可能只是各自找到支持原有立場的理由。
原本支持希盟的人,看了報告之後更加相信國陣過去管理不當;原本支持國陣的人,則可能認為政府選前公布報告,是在利用舊案進行政治操作。它未必能讓大量原本準備投國陣的選民,突然在最後一天改投希盟。
而且朝聖基金是一項聯邦層面的全國議題,明天森州選民要選的,終究是州政府。
很多選民最關心的,仍然是阿米努丁政府這幾年的表現、國陣和國盟能不能提供替代方案、候選人在地方上的服務,以及哪一個陣營最有能力組成穩定的州政府。這些因素在報告公布之前,早就已經形成了。
所以我會把朝聖基金RCI形容成一個高熱度、低即時性的課題。它會佔據新聞和直播版面,也可以刺激政黨支持者出來投票,甚至可能在一些勝負非常接近的馬來選區,造成幾百票的邊際變化。但是要靠這一份報告,把整個森州選情徹底翻轉,我認為可能性不高。它比較像是投票前最後吹來的一陣風,而不是一隻突然飛出來的黑天鵝。
當然,這不代表報告不重要。
報告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建議,就是不要再讓活躍政治人物擔任朝聖基金主席、董事或者子公司領導。這項建議其實擊中了整件事情的核心。
朝聖基金可以有宗教使命,也可以承擔社會責任,但是它管理的終究是存戶的錢。管理層首先必須具備金融、會計、投資和風險管理的能力。
當政治人物要求維持高紅利時,董事會必須敢說:不行,因為今年沒有足夠的真正盈利。
當部長希望某一項投資獲得批准時,董事會也必須敢問:這項投資合理嗎?價格是否公平?會不會損害存戶利益?
如果董事的職位本身就是政治任命,他們又怎麼可能真正拒絕任命自己的人?而政府現在必須回答的,也不只是為什麼公布這份報告,而是公布之後準備做什麼。
皇家調查委員會不是法庭。報告提到問題,不代表任何人已經被判有罪。最終有沒有人需要被提控,仍然要由警方、反貪會和總檢察署根據證據決定。我們真正要觀察的是,政府會不會只是把報告公開,讓大家在森州選舉前討論幾天,選舉結束之後,整件事情又慢慢淡化。
反貪會會不會重新調查相關投資?有沒有真正展開法證審計?當年的董事、高層和政治決策者,是否需要作出交代?政府又會不會修改法令,真正限制政治人物進入朝聖基金董事會?
如果報告只是公開,制度卻沒有改變,那麼這份報告就只是一份政治文件,而不是改革的起點。
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個機構同時背負宗教使命、社會福利、投資回報和政治宣傳四種功能,它到底應該先向誰負責?
是向存戶負責,向政府負責,還是向選票負責?
一個公共機構最危險的時刻,往往不是它已經沒有錢,而是所有人都知道數字可能有問題,卻沒有人敢把真相說出來。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應該只在選舉前公布真相,更應該在選舉之後,繼續為真相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