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基金报告解密,2017年赚34亿变亏14亿?森州选举前的政治炸弹?

今天我们来谈——朝圣基金的皇家调查报告。政府最近正式公开了朝圣基金局,也就是Tabung Haji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其实早在2022年就已经完成,只是一直没有向公众公开。如今报告终于解密,而且公布的时间,刚好是在森美兰州选举投票前夕。所以很多人都在问:政府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份报告会不会成为影响森州选情的最后一颗政治炸弹?
关于这一点,我们待会再谈。首先还是要了解,朝圣基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很多马来西亚穆斯林来说,朝圣基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大家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把钱一点一点存进去,希望有一天能够前往麦加朝圣。
朝圣基金收了存款之后,会把这些钱拿去投资,赚取回报,再把部分收益派发给存户。除此之外,它也负责安排朝圣行程,并且补贴部分朝圣费用。所以,朝圣基金管理的不是普通投资者拿来炒股票的闲钱,而是数百万名穆斯林多年累积下来的宗教储蓄和信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朝圣基金出现问题,政府会如此紧张。因为这不只是金融问题,也会很快变成宗教、社会和政治问题。
这次皇家调查报告所揭露的核心,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
朝圣基金当年的真正财务状况,没有公开数字看起来那么好。
最受关注的是2017年的财务报告。
朝圣基金当时对外公布,机构录得大约34亿令吉的盈利。普通存户看到这个数字,当然会觉得朝圣基金很健康、投资很成功,继续派发红利也是理所当然。但是皇家调查委员会重新检查之后认为,如果朝圣基金当时更完整地承认投资损失和资产减值,它不但没有赚34亿令吉,反而可能录得大约14亿令吉的净亏损。
一边是盈利34亿,一边是亏损14亿,中间相差接近48亿令吉。这就不是普通的计算误差了。
这就好像一名老板对外宣布,公司今年赚了34万令吉,还拿出很多钱派花红给自己和员工。后来会计师重新检查,才发现公司不是赚34万,而是亏了14万。
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可以差这么远?答案就在于资产估值和会计处理。朝圣基金的一些投资,它的市场价值其实已经下跌,但是管理层没有及时、完整地承认亏损,反而采用比较乐观的估值方式,认为这些资产将来还可能恢复价值。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你用一百万令吉买了一间店屋,后来市场不好,这间店屋现在只值六十万。正常来说,你的资产已经减少了四十万。但是你告诉自己,店屋地点很好,将来市场复苏,甚至可以卖回一百五十万,所以暂时不承认这四十万的损失。
问题是,你接下来又根据一百五十万令吉的数字,告诉家人自己的财务状况很好,甚至拿钱出来派花红。未来可能升值,不代表今天没有亏损。还没有实现的希望,也不能当成已经赚到手的盈利。
皇家调查报告认为,朝圣基金过去正是透过这些过度乐观的会计处理,把原本已经出现的财务问题往后推,让资产看起来仍然高过负债,也让管理层可以继续宣布派发红利。
2017年,朝圣基金宣布普通红利4.5%,部分符合资格的存户,还可以获得额外1.75%。总派发额大约是27亿令吉。
站在存户角度,收到红利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这笔红利不是来自真正的盈利,而是透过不承认亏损、消耗储备,甚至透支未来来维持,那就不是福利,而是把今天的问题留给明天。你不能欠别人一百块,口袋里只有八十块,却还拿十块出来请大家吃饭,然后告诉大家自己的财务状况非常稳健。
为什么管理层明知道有风险,还要继续派发这么高的红利?报告提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就是政治影响。
朝圣基金的红利,从来不只是金融数字。红利高,政府就可以告诉人民,朝圣基金经营良好,政府照顾穆斯林,国家的经济也很稳定。
相反,如果大选前突然宣布红利大幅下降,甚至完全没有红利,政治上的冲击可想而知。
所以当朝圣基金的商业决定开始受到政治期待影响,问题就出现了。
一家管理数百亿令吉公共存款的机构,本来应该问的是:我们今年到底赚了多少?有多少亏损必须承认?派多少红利才不会伤害长期的财务安全?
但是当政治介入之后,问题可能变成:今年派多少红利,人民才会高兴?派多少才不会影响政府形象?选举之前能不能降低红利?金融机构应该根据风险和数字做决定,政治人物却往往根据民意和选票做决定。一旦两者混在一起,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先享受今天的掌声,明天的暴雷明天再算。
除了会计和红利问题,报告也点出朝圣基金过去的一些投资决定存在疑问。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针对多项问题投资展开法证审计,调查当年的决策程序、资产估值、风险评估,以及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或者违反受托责任。
这里必须说清楚,问题投资不等于刑事犯罪。
任何大型投资机构都有可能投资失败。买股票会跌,买产业可能遇到市场低迷,投资企业也可能经营不善。亏钱本身,不代表一定有人贪污。
真正要调查的是:这些投资在作出之前,有没有经过正常审查?管理层有没有忽略专业意见?购买价格是否合理?有没有人从交易中获得不当利益?投资失败之后,又有没有人刻意隐瞒损失?如果只是判断错误,那是管理能力问题。
如果明知道不合理,仍然批准交易,甚至有人从中获利,那才可能涉及失信、滥权或者贪污。
2018年政权更替之后,新政府重新检查朝圣基金的财务状况,认为问题已经严重到不能再拖。政府后来成立一家财政部旗下的特殊目的公司,叫作Urusharta Jamaah,由这家公司接手朝圣基金一批表现不佳、价格下跌或者难以出售的资产。
朝圣基金把问题资产交出去,换取政府相关公司发出的伊斯兰债券和其他资产。这样一来,朝圣基金的资产负债表可以恢复正常,也可以避免存户恐慌提款。有人把这个做法称为拯救朝圣基金,也有人批评,这只是把问题资产丢给政府。其实两种说法都有一部分道理。
从稳定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政府当时确实不能让朝圣基金突然倒下。因为一旦数百万名存户失去信心,大家同时提款,问题可能会迅速恶化。但是问题资产被转移出去,不代表损失就消失了。
它只是从朝圣基金的账目,转移到财政部相关公司的账目。最后如果这些资产无法恢复价值,承担风险的仍然可能是政府,换句话说,也就是纳税人。
这就好像一个家庭里,弟弟欠了很多债,哥哥先帮他把债务接过来,避免弟弟破产。弟弟的财务报表确实变漂亮了,但是整个家庭欠的钱并没有消失。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朝圣基金的燃眉之急已经完成主要的止血,但是责任追究和公共财政风险,还不能算完全解决。
接下来我们就谈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这份报告会不会影响明天的森州选举?
我的判断是,会有影响,但是影响非常有限。它可以成为竞选最后几天的热门话题,却不足以成为扭转整个选情的黑天鹅事件。为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是,选民现在听到的是一件已经完成主要重组的往事,而不是一场正在发生、而且还不知道如何收场的危机。对普通朝圣基金存户来说,他们最直接的问题不是2017年的会计处理用了什么方法,而是:我现在存在里面的钱安全吗?我还能不能提款?未来还能不能前往朝圣?
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朝圣基金即将倒闭。政府所呈现的故事是:以前的财务管理有问题,2018年后已经重组,现在公开报告,是为了追究责任和改革制度。换句话说,选民可能会愤怒,但是未必会恐慌。
而在选举里,真正能够造成大幅度选票摆动的,往往不只是愤怒,而是选民感觉自己即将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损失。这一点,就和柔佛州选举前发生的拉曼理工大学税务风波有很大的不同。
拉曼的事情非常容易理解。政府之前说给十年免税,后来公开的文件却显示只批准三年。学校未来会不会被征税?学费会不会受到影响?政府原本作出的承诺还算不算数?这些问题直到投票之前,都还没有完全解决。
华人选民不需要了解复杂的税务法令,只需要问一句:为什么之前说十年,现在却只剩下三年?它是一个现在仍然燃烧、而且未来可能直接影响学生和家长的问题。
朝圣基金报告就不一样。它涉及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红利派发条件、问题资产转移和不同时期管理层的责任。普通选民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完全理解整件事情。而且责任对象也没有那么简单。
报告主要调查的是2014年至2020年之间的问题。国阵可以说,应该让涉及的人接受调查,但不能把所有责任推给现在的政党和候选人。希盟则会说,正是因为过去的治理失败,才需要今天公开真相。最后,双方支持者很可能只是各自找到支持原有立场的理由。
原本支持希盟的人,看了报告之后更加相信国阵过去管理不当;原本支持国阵的人,则可能认为政府选前公布报告,是在利用旧案进行政治操作。它未必能让大量原本准备投国阵的选民,突然在最后一天改投希盟。
而且朝圣基金是一项联邦层面的全国议题,明天森州选民要选的,终究是州政府。
很多选民最关心的,仍然是阿米努丁政府这几年的表现、国阵和国盟能不能提供替代方案、候选人在地方上的服务,以及哪一个阵营最有能力组成稳定的州政府。这些因素在报告公布之前,早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会把朝圣基金RCI形容成一个高热度、低即时性的课题。它会占据新闻和直播版面,也可以刺激政党支持者出来投票,甚至可能在一些胜负非常接近的马来选区,造成几百票的边际变化。但是要靠这一份报告,把整个森州选情彻底翻转,我认为可能性不高。它比较像是投票前最后吹来的一阵风,而不是一只突然飞出来的黑天鹅。
当然,这不代表报告不重要。
报告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不要再让活跃政治人物担任朝圣基金主席、董事或者子公司领导。这项建议其实击中了整件事情的核心。
朝圣基金可以有宗教使命,也可以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它管理的终究是存户的钱。管理层首先必须具备金融、会计、投资和风险管理的能力。
当政治人物要求维持高红利时,董事会必须敢说:不行,因为今年没有足够的真正盈利。
当部长希望某一项投资获得批准时,董事会也必须敢问:这项投资合理吗?价格是否公平?会不会损害存户利益?
如果董事的职位本身就是政治任命,他们又怎么可能真正拒绝任命自己的人?而政府现在必须回答的,也不只是为什么公布这份报告,而是公布之后准备做什么。
皇家调查委员会不是法庭。报告提到问题,不代表任何人已经被判有罪。最终有没有人需要被提控,仍然要由警方、反贪会和总检察署根据证据决定。我们真正要观察的是,政府会不会只是把报告公开,让大家在森州选举前讨论几天,选举结束之后,整件事情又慢慢淡化。
反贪会会不会重新调查相关投资?有没有真正展开法证审计?当年的董事、高层和政治决策者,是否需要作出交代?政府又会不会修改法令,真正限制政治人物进入朝圣基金董事会?
如果报告只是公开,制度却没有改变,那么这份报告就只是一份政治文件,而不是改革的起点。
更深层的问题是:当一个机构同时背负宗教使命、社会福利、投资回报和政治宣传四种功能,它到底应该先向谁负责?
是向存户负责,向政府负责,还是向选票负责?
一个公共机构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它已经没有钱,而是所有人都知道数字可能有问题,却没有人敢把真相说出来。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该只在选举前公布真相,更应该在选举之后,继续为真相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