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英频谈中小企业困境：政策施压背后的党内政治角力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 今天我们来谈 – 中小企业的困境.最近这一段时间，林冠英很频密地在谈中小企业，而且他不是很空泛地说政府应该帮助商家，而是从电子发票、外劳公积金、银行贷款，一路讲到企业的现金流和融资成本。到了最近，他甚至公开表示，自己向首相安华提出的六项建议，政府并没有接受。

这件事情值得讨论是因为，如果你只看现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宏观经济数字，其实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经济没有那么差。GDP 还在增长，投资数字也不错，银行更加继续赚很多钱。可是你如果去问真正做生意的人，尤其是中小企业，你听到的往往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生意越来越难做，成本越来越高，钱也越来越难周转。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马来西亚经济？我觉得答案可能是，两个都是真的。

国家的 GDP 可以继续增长，大企业可以继续赚钱，银行可以继续创新高，但是同一时间，中小企业的盈利却可以越来越薄，现金流也可以越来越紧。林冠英最近一直想带出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他是在提醒政府，不要只是看 GDP，不要只是看投资额，也不要只是看上市公司的盈利，因为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现在最危险的未必是完全没有生意，而是有生意，却越来越难把钱周转起来。

一家公司可能还有订单，营业额也没有大跌，甚至账面上看起来还是赚钱的。但是原料贵了，运输贵了，人工增加了，各种行政成本也慢慢加上去。以前供应商可能愿意给你六十天、九十天的账期，现在他自己也怕收不到钱，就可能要求你三十天付款，甚至直接要求现金。可是你自己的客户又未必那么快把钱付给你，最后就变成公司明明有生意，银行户口里面的钱却越来越少。

对大公司来说，它可能还有现金储备，也比较容易跟银行重新安排融资。但是对很多小公司来说，一两个大客户迟付款，就可能已经足够让整个现金流开始出问题。

所以你回头看林冠英最近提出的那些方案，就会发现他的重点其实很一致，就是先不要让中小企业在这个阶段被压垮。

比如电子发票。这里我们把数字讲清楚一点。现在政府的安排，是年营业额低于一百万令吉的企业可以全面豁免电子发票，而一百万到五百万令吉这一批企业，强制实施的时间则延后到二零二七年底。林冠英要的是什么？他要求把这个门槛进一步提高到五百万令吉。

所以他并不是说电子发票不好，也不是反对政府数码化税务制度，而是认为一家一年做九十万生意的公司，跟一家一年做四百万生意的公司，其实很多时候仍然都是很典型的小企业。你突然要求他们换系统、重新整理账目、增加会计和行政工作，对大公司来说可能只是多一项合规要求，对小公司来说却是另一笔固定成本。

政府当然有政府的道理。电子发票可以提高税务透明度，可以减少漏税，也可以让整个商业体系慢慢走向数码化，这些方向本身我没有什么问题。真正需要讨论的，是节奏。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外劳 EPF。

政府要求雇主替外劳承担新的公积金成本，背后当然可以有社会保障的理由。但是对雇主来说，他看到的就非常直接，多一个员工，就多一笔固定开支。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人力的传统行业，感受会更加明显。

例如传统餐饮，很多店本来就是靠薄利和高周转维持；一些五金和传统制造业，人工本身就是成本里面很大的一部分；再来是建筑业的SubCon，工程款项本身就经常有时间差，工资却每个月一定要付。这几类企业一旦同时碰上最低薪金调高、外劳成本增加，再加上其他营运开支上升，现金流很容易被进一步挤压。

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不能把每一项政策分开来看。

电子发票单独看，有它的道理；外劳 EPF 单独看，也有它的道理；最低薪金提高，是改善劳工收入；柴油补贴合理化，则是为了减少政府长期财政负担和补贴漏洞。每个政府部分都有自己的 KPI需要达成，问题就出在于-企业不是分开付这些钱的。

当电子发票、薪资调整、EPF、柴油补贴改革和其他合规要求，在相近的时间里面一起落地，它们对企业产生的效果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加一。而是可能有产生一种政策叠加的共振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板们都感叹，赚着白菜的钱，操著买白粉的心。

意思是说，赚了一些小钱，但是每天提心吊胆好像卖白粉那样。

如果每一项改革单独看，企业可能还可以吸收，但是全部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企业突然发现自己的固定成本、行政成本和周转需求一起增加，那个压力就完全不同。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被简化成“企业抗拒改革”。

政策不是不能做。电子发票可以做，最低薪金可以调，外劳保障可以改善，柴油补贴也不可能永远维持原来的方式。这些改革很多都是为了让国家的财政和经济体质长期变得更健康。问题不是方向，而是速度。

如果政府真的认为这些都是国家长期体质升级必须做的改革，那更加应该安排好先后次序和缓冲期，而不是所有改革在很接近的时间一起压下来。因为企业真正需要的，很多时候不是政府永远不要改革，而是让我有时间调整。

你今天告诉一家餐馆，明年人工成本要增加，它可以慢慢调菜价、改善流程；你今天告诉一家工厂，两年后全面电子发票，它可以先换系统。但如果同一时间人工、外劳、能源和行政要求一起改，企业就没有足够时间消化。

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林冠英最近一直谈贷款和现金流，其实抓到了问题的一个核心。政府目前不是完全没有帮助中小企业。政府有融资计划，也有贷款担保。简单来说，中小企业去银行借钱，政府替一部分风险背书，银行就比较愿意借。

这些措施当然有作用，但是林冠英提出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如果一家公司现在本来就已经缺钱，你只是让它更加容易再借一笔有利息的钱，这到底是在救它，还是在把问题往后推？

如果企业只是短期周转不过来，那么贷款当然可以救命。但是如果企业现在面对的是成本持续上升，盈利空间一直缩小，那再增加一笔债务，就可能只是今年先撑住，明年继续还本金和利息。

所以林冠英才会提出，让现有的中小企业贷款有一段时间暂缓支付利息，另外再提供五十亿令吉的免息、免抵押融资，让十万家中小企业每家最多可以取得五万令吉。

他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银行。他说，马来西亚银行业二零二五年的税前盈利达到五百四十八亿令吉，比前一年四百八十三亿还高。既然银行仍然有这么高的盈利，是不是可以拿出一部分空间，帮助现在面对现金流压力的中小企业？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这个说法非常容易理解。一边看到银行每年赚几百亿，另一边看到小商家为了几万、几十万的周转资金苦苦挣扎，大家很自然会问一句，银行是不是可以少赚一点？

当然，站在银行的角度，它们也不是慈善机构。如果今天某个产业有困难，就要求银行减息，下一次另外一个产业出问题是不是也要照做？如果市场慢慢形成一种预期，企业出事就会有 moratorium、会有人替它承担利息，长期也可能影响整个信贷制度。

问题是如果改革带来的好处最后是整个国家享受，但是短期的成本却高度集中在中小企业，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替这段过渡期提供更多缓冲？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大家思考的。

而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角度，比单纯说林冠英是在替中小企业发声更值得看。因为林冠英现在的处境，跟几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上一次行动党党选之后，他在党内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原本跟他比较接近的力量也大幅退潮。换句话说，今天真正掌握党中央和政府资源的，已经不是林冠英这一边。

这反而让他得到一种很特别的自由。以前他如果频频公开批评政府政策，大家很容易反问他，你自己不就是行动党最高领导层的人吗？党里又有这么多部长，有问题为什么不在里面解决？更加尴尬的是，去年以前林慧英还在财政部当副部长。你如果一直在外面批评财政政策，别人一句就可以酸你：“妹妹就在财政部，为什么不直接跟她讲？难道你们没有 family WhatsApp group 的咩？”

可是现在这个包袱已经小很多了。林慧英已经调去妇女部，林冠英自己也没有内阁职位，再加上他已经不是目前党中央真正掌权的那一派，所以他现在反而可以用一种近乎“反对党议员”的方式来讲话。当然，他不是反对党议员，这个要讲清楚，但是在政治功能上，他现在确实有更大的空间去公开质问政府、替民间的不满发声，甚至直接提出跟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

我觉得这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表面上是在向安华政府施压，但实际上，这些话也是讲给行动党现在的当权派听。尤其是中小企业、华商、城市非土著选民，本来就是行动党非常重要的支持群体。现在如果电子发票、外劳 EPF、最低薪金、柴油合理化等等政策，慢慢在这一群人里面累积不满，那么谁最早站出来把这些不满讲出来，谁就有机会重新取得政治话语权。

所以林冠英现在每一次谈中小企业，我不会只把它看成一般的政策批评。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提醒现在掌权的人：这些传统支持者的情绪，我还在掌握，我也还有能力替他们讲话。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你们现在掌握党中央、掌握部长职位，但是议题未必完全掌握在你们手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敲山震虎”这四个字很适合形容现在的情况。林冠英表面上是在问政府，为什么不更加积极帮助中小企业，但行动党里面的人听到的可能是另外一层意思：这些都是我们最重要支持群体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你们既然已经是当权派，那你们处理得了吗？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反转。现在掌握党权、掌握内阁位置的人，反而因为身在政府里面，要承担集体责任，很多话不能随便讲；林冠英失去了党内主导权，反而没有那么多顾忌，可以直接对政府开火。所以最后就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就是赢了党选的人，要替政府政策负责，输了党选的人，反而可以替选民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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