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英頻談中小企業困境：政策施壓背後的黨內政治角力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 今天我們來談 – 中小企業的困境.最近這一段時間，林冠英很頻密地在談中小企業，而且他不是很空泛地說政府應該幫助商家，而是從電子發票、外勞公積金、銀行貸款，一路講到企業的現金流和融資成本。到了最近，他甚至公開表示，自己向首相安華提出的六項建議，政府並沒有接受。

這件事情值得討論是因為，如果你只看現在馬來西亞的一些宏觀經濟數字，其實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就是我們的經濟沒有那麼差。GDP 還在增長，投資數字也不錯，銀行更加繼續賺很多錢。可是你如果去問真正做生意的人，尤其是中小企業，你聽到的往往又是另外一個故事，就是生意越來越難做，成本越來越高，錢也越來越難周轉。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實的馬來西亞經濟？我覺得答案可能是，兩個都是真的。

國家的 GDP 可以繼續增長，大企業可以繼續賺錢，銀行可以繼續創新高，但是同一時間，中小企業的盈利卻可以越來越薄，現金流也可以越來越緊。林冠英最近一直想帶出的，其實就是這個問題。他是在提醒政府，不要只是看 GDP，不要只是看投資額，也不要只是看上市公司的盈利，因為對很多中小企業來說，現在最危險的未必是完全沒有生意，而是有生意，卻越來越難把錢周轉起來。

一家公司可能還有訂單，營業額也沒有大跌，甚至賬面上看起來還是賺錢的。但是原料貴了，運輸貴了，人工增加了，各種行政成本也慢慢加上去。以前供應商可能願意給你六十天、九十天的賬期，現在他自己也怕收不到錢，就可能要求你三十天付款，甚至直接要求現金。可是你自己的客戶又未必那麼快把錢付給你，最後就變成公司明明有生意，銀行戶口裡面的錢卻越來越少。

對大公司來說，它可能還有現金儲備，也比較容易跟銀行重新安排融資。但是對很多小公司來說，一兩個大客戶遲付款，就可能已經足夠讓整個現金流開始出問題。

所以你回頭看林冠英最近提出的那些方案，就會發現他的重點其實很一致，就是先不要讓中小企業在這個階段被壓垮。

比如電子發票。這裡我們把數字講清楚一點。現在政府的安排，是年營業額低於一百萬令吉的企業可以全面豁免電子發票，而一百萬到五百萬令吉這一批企業，強制實施的時間則延後到二零二七年底。林冠英要的是什麼？他要求把這個門檻進一步提高到五百萬令吉。

所以他並不是說電子發票不好，也不是反對政府數碼化稅務制度，而是認為一家一年做九十萬生意的公司，跟一家一年做四百萬生意的公司，其實很多時候仍然都是很典型的小企業。你突然要求他們換系統、重新整理賬目、增加會計和行政工作，對大公司來說可能只是多一項合規要求，對小公司來說卻是另一筆固定成本。

政府當然有政府的道理。電子發票可以提高稅務透明度，可以減少漏稅，也可以讓整個商業體系慢慢走向數碼化，這些方向本身我沒有什麼問題。真正需要討論的，是節奏。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外勞 EPF。

政府要求僱主替外勞承擔新的公積金成本，背後當然可以有社會保障的理由。但是對僱主來說，他看到的就非常直接，多一個員工，就多一筆固定開支。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賴人力的傳統行業，感受會更加明顯。

例如傳統餐飲，很多店本來就是靠薄利和高周轉維持；一些五金和傳統製造業，人工本身就是成本裡面很大的一部分；再來是建築業的SubCon，工程款項本身就經常有時間差，工資卻每個月一定要付。這幾類企業一旦同時碰上最低薪金調高、外勞成本增加，再加上其他營運開支上升，現金流很容易被進一步擠壓。

這裡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我們不能把每一項政策分開來看。

電子發票單獨看，有它的道理；外勞 EPF 單獨看，也有它的道理；最低薪金提高，是改善勞工收入；柴油補貼合理化，則是為了減少政府長期財政負擔和補貼漏洞。每個政府部分都有自己的 KPI需要達成，問題就出在於-企業不是分開付這些錢的。

當電子發票、薪資調整、EPF、柴油補貼改革和其他合規要求，在相近的時間裡面一起落地，它們對企業產生的效果不是簡單的一加一加一。而是可能有產生一種政策疊加的共振效應。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老闆們都感嘆，賺著白菜的錢，操著買白粉的心。

意思是說，賺了一些小錢，但是每天提心吊膽好像賣白粉那樣。

如果每一項改革單獨看，企業可能還可以吸收，但是全部集中在同一個時間節點，企業突然發現自己的固定成本、行政成本和周轉需求一起增加，那個壓力就完全不同。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不能被簡化成「企業抗拒改革」。

政策不是不能做。電子發票可以做，最低薪金可以調，外勞保障可以改善，柴油補貼也不可能永遠維持原來的方式。這些改革很多都是為了讓國家的財政和經濟體質長期變得更健康。問題不是方向，而是速度。

如果政府真的認為這些都是國家長期體質升級必須做的改革，那更加應該安排好先後次序和緩衝期，而不是所有改革在很接近的時間一起壓下來。因為企業真正需要的，很多時候不是政府永遠不要改革，而是讓我有時間調整。

你今天告訴一家餐館，明年人工成本要增加，它可以慢慢調菜價、改善流程；你今天告訴一家工廠，兩年後全面電子發票，它可以先換系統。但如果同一時間人工、外勞、能源和行政要求一起改，企業就沒有足夠時間消化。

而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林冠英最近一直談貸款和現金流，其實抓到了問題的一個核心。政府目前不是完全沒有幫助中小企業。政府有融資計劃，也有貸款擔保。簡單來說，中小企業去銀行借錢，政府替一部分風險背書，銀行就比較願意借。

這些措施當然有作用，但是林冠英提出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如果一家公司現在本來就已經缺錢，你只是讓它更加容易再借一筆有利息的錢，這到底是在救它，還是在把問題往後推？

如果企業只是短期周轉不過來，那麼貸款當然可以救命。但是如果企業現在面對的是成本持續上升，盈利空間一直縮小，那再增加一筆債務，就可能只是今年先撐住，明年繼續還本金和利息。

所以林冠英才會提出，讓現有的中小企業貸款有一段時間暫緩支付利息，另外再提供五十億令吉的免息、免抵押融資，讓十萬家中小企業每家最多可以取得五萬令吉。

他甚至把矛頭直接指向銀行。他說，馬來西亞銀行業二零二五年的稅前盈利達到五百四十八億令吉，比前一年四百八十三億還高。既然銀行仍然有這麼高的盈利，是不是可以拿出一部分空間，幫助現在面對現金流壓力的中小企業？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這個說法非常容易理解。一邊看到銀行每年賺幾百億，另一邊看到小商家為了幾萬、幾十萬的周轉資金苦苦掙扎，大家很自然會問一句，銀行是不是可以少賺一點？

當然，站在銀行的角度，它們也不是慈善機構。如果今天某個產業有困難，就要求銀行減息，下一次另外一個產業出問題是不是也要照做？如果市場慢慢形成一種預期，企業出事就會有 moratorium、會有人替它承擔利息，長期也可能影響整個信貸制度。

問題是如果改革帶來的好處最後是整個國家享受，但是短期的成本卻高度集中在中小企業，那麼政府是不是應該替這段過渡期提供更多緩衝？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才是最值得大家思考的。

而接下來我覺得還有一個政治上的角度，比單純說林冠英是在替中小企業發聲更值得看。因為林冠英現在的處境，跟幾年前已經很不一樣了。上一次行動黨黨選之後，他在黨內的影響力明顯下降，原本跟他比較接近的力量也大幅退潮。換句話說，今天真正掌握黨中央和政府資源的，已經不是林冠英這一邊。

這反而讓他得到一種很特別的自由。以前他如果頻頻公開批評政府政策，大家很容易反問他，你自己不就是行動黨最高領導層的人嗎？黨裡又有這麼多部長，有問題為什麼不在裡面解決？更加尷尬的是，去年以前林慧英還在財政部當副部長。你如果一直在外面批評財政政策，別人一句就可以酸你：「妹妹就在財政部，為什麼不直接跟她講？難道你們沒有 family WhatsApp group 的咩？」

可是現在這個包袱已經小很多了。林慧英已經調去婦女部，林冠英自己也沒有內閣職位，再加上他已經不是目前黨中央真正掌權的那一派，所以他現在反而可以用一種近乎「反對黨議員」的方式來講話。當然，他不是反對黨議員，這個要講清楚，但是在政治功能上，他現在確實有更大的空間去公開質問政府、替民間的不滿發聲，甚至直接提出跟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張。

我覺得這裡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表面上是在向安華政府施壓，但實際上，這些話也是講給行動黨現在的當權派聽。尤其是中小企業、華商、城市非土著選民，本來就是行動黨非常重要的支持群體。現在如果電子發票、外勞 EPF、最低薪金、柴油合理化等等政策，慢慢在這一群人裡面累積不滿，那麼誰最早站出來把這些不滿講出來，誰就有機會重新取得政治話語權。

所以林冠英現在每一次談中小企業，我不會只把它看成一般的政策批評。某種程度上，他也是在提醒現在掌權的人：這些傳統支持者的情緒，我還在掌握，我也還有能力替他們講話。用一句比較簡單的話來說，就是你們現在掌握黨中央、掌握部長職位，但是議題未必完全掌握在你們手上。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敲山震虎」這四個字很適合形容現在的情況。林冠英表面上是在問政府，為什麼不更加積極幫助中小企業，但行動黨裡面的人聽到的可能是另外一層意思：這些都是我們最重要支持群體現在最關心的問題，你們既然已經是當權派，那你們處理得了嗎？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反轉。現在掌握黨權、掌握內閣位置的人，反而因為身在政府裡面，要承擔集體責任，很多話不能隨便講；林冠英失去了黨內主導權，反而沒有那麼多顧忌，可以直接對政府開火。所以最後就會出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局面，就是贏了黨選的人，要替政府政策負責，輸了黨選的人，反而可以替選民罵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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