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政府禁公务员用Waze惹议 TuJu故障暴露本土科技困境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这两天，马来西亚的社交媒体几乎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就是安华政府禁止公务员使用 Waze 的决定。

从政治评论人、搞笑网红，到平时专门评测汽车的 YouTuber，很多人都忍不住拿这件事情来开玩笑。其中我觉得最经典的一句，就是“We asked you to solve Haze, not Waze！”意思就是，我们要你解决的是烟霾问题，不是叫你去搞 Waze！

马来西亚最近正好所有人都在关注烟霾问题，结果首相突然宣布禁止公务员使用导航软件，难怪网民会拿这两个发音相近的字来调侃。

而且这次的争议，连行动党的林冠英都看不下去了。他公开批评政府推荐的本土导航软件 TuJu，形容它让国家难堪，还要求追究那些向首相提出相关建议的人。

今天，马来西亚大道局也证实，TuJu 在首相推荐之后，因为使用人数突然增加而出现技术问题。当局已经向用户道歉，并表示正与开发商合作改善系统。

这件事情也挺有意思。其他导航软件最怕的是路上塞车，TuJu 倒好，连自己也塞车。还有这个 TuJu 的名字，也正好踩中华人的一个雷。华人有一个传统，叫作头七回魂，人走了之后第七天才回家。现在政府推荐一款叫 TuJu 的导航软件，所以网民都调侃用了之后，七天才回到家。人家 Waze 是带你回家，这个 TuJu 搞不好是带你回魂。

当然，玩笑归玩笑。我今天比较想谈的，其实是安华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时，究竟有没有充分考虑科技市场的现实。

说起来，安华自己在推介科技产品方面，几个月前就曾经闹出过一场尴尬。

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年7月18日，安华曾经高调推出一款叫作 PMX AI 的人工智能分身？当时还特别制作了宣传影片，让人民可以透过 WhatsApp，跟这个虚拟安华聊天，了解政府政策，甚至向首相提出意见。

结果这款 AI 才推出不久，网民就开始测试它的回答。有些人成功诱导 AI 说出一些跟安华原本政治立场不一致的内容，甚至让它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结果怎样？推出不到两天，PMX AI 就下线了。

当时安华说，这个系统还在改善当中，他自己也只是尝试一下。但是到了9月21日，《当今大马》再去跟进，发现这款 AI 仍然没有恢复服务，连原本的 WhatsApp 帐号也不再回复讯息。

你看，7月才推出一个 AI 首相，结果没多久就消失了。现在10月又向全国推荐一款本土导航软件，结果使用人数突然增加，系统就出现问题。

当然，PMX AI 是由公正党推动的项目，跟这次大道局的 TuJu 并不是同一回事。但是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确实让人想知道，政治人物在向公众大力推荐这些科技产品之前，究竟有没有充分了解它们的技术成熟度，以及是否已经做好应付大量用户的准备。

因为科技市场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开发出一款 App，跟建立一个能够长期与国际企业竞争的平台，根本是两回事。

大家今天为什么使用 Waze？除了导航方便，更重要的是它已经经营了很多年，累积了大量的道路资料，以及一群持续提供交通资讯的活跃用户。

哪一条路发生意外，哪里突然塞车，前面有没有道路障碍，这些资讯可以透过大量使用者的回报，不断更新。

当一个平台拥有越来越多的活跃用户，它的资料就可能越完整，服务也有机会越来越准确，然后又吸引更多人继续使用。这在科技产业叫作网络效应。

要跟这样的平台竞争，单靠开发出一款具有相似功能的 App，是远远不够的。

就好像今天有人开发一款新的 WhatsApp，就算功能做得一模一样，你会不会马上放弃 WhatsApp，改用这个新产品？

很明显答案是不会啊，因为你的朋友、家人、客户和同事，全部都还在 WhatsApp。就算新产品真的比较好用，你也需要其他人一起搬过去，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原来的平台。

导航软件的情况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长期累积的交通数据、使用者习惯，以及软件的可靠性，同样需要时间建立。

政府可以鼓励人民支持本土科技，也可以要求符合规定的政府设备使用指定软件。但是普通消费者最后愿不愿意使用，还是取决于产品本身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更何况，今天开发一款 App，很多时候都没有大家想像中那么困难。

例如，你想开发一款导航软件，可以直接使用 Google Maps Platform，或者其他企业提供的地图和路线规划服务。开发商不需要自己从零开始，测量全马来西亚的道路，就能够建立基本的导航功能。

但这些第三方技术通常都有使用条款和授权成本。有些服务按 API 请求次数收费，有些按导航使用量计算，另外还有服务器、数据库、频宽和系统维护的开支。

如果你的 App 每天只有几千名使用者，这些成本可能还可以控制。但是当用户数量突然增加到几十万，甚至更多，就必须考虑服务器容量、API 配额，以及每个月需要支付的服务费用。

当然，实际成本取决于使用什么技术，企业也可以透过大量采购折扣、快取或者其他技术降低开支。这里谈的是一般市场上的经营模式，并不是说 TuJu 一定需要支付同样的费用。

而且，这些钱只是维持系统运作的其中一部分。你还需要工程师、客服、产品更新、安全维护，以及持续改善导航品质。

所以一款软件突然爆红，对开发商来说，不一定完全是好消息。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准备，大量涌入的用户，反而可能让原本正常运作的系统承受不了。

整件事情提醒我们，首相推荐一款 App，跟这款 App 已经具备服务全国用户的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也希望政府能够理解，本土科技产业需要的是长期投资和市场竞争，而不是依赖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上推荐，就期待大家一夜之间改变使用习惯。

而这次事件还有另一个发展，就是国家安全理事会和国家网络安全机构 NACSA，已经正式出来解释禁令的理由。

他们说，Waze 会收集使用者的位置、路线和活动资料，长期累积之后，有可能分析出一个人的行踪模式。而且 Waze 的相关服务条款受到以色列法律管辖，部分合约争议也需要透过以色列法院处理。

但是这份解释有一个地方，我认为需要特别厘清。一家公司的服务合约由哪个国家的法律管辖，和该国情报机构有没有权力取得用户资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NACSA 自己在官方说明中，也承认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Waze 已经对用户进行他们所担心的行踪模式分析。

当然，国家安全不能等到资料真的外泄了，才开始采取措施。预防潜在风险，本来就是国安机构的工作之一。

但如果政府采取的是预防性措施，就需要按照风险的严重程度，决定应该限制哪些人、哪些设备，以及哪些使用情境。

例如，一名处理国家机密的高级官员，与一名普通行政职员，在公务期间使用导航软件，可能涉及完全不同的安全风险。

现在政府用同一道禁令处理整个公务体系，至少应该交代这种管理方式的依据。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政府认为 Waze 过去收集的行踪资料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那么今天要求公务员停止使用，过去十年已经累积在平台上的资料，又应该怎样处理？

删除手机里面的 App，并不代表平台之前保存的资料会自动消失。这也是为什么政府除了禁止未来使用，还需要考虑公务员的帐号、历史资料，以及相关的资料删除安排。这些问题都不是单靠一道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

而这也让我想到，为什么世界上很多政府，都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数码平台的控制权。因为今天的科技平台，已经不只是让大家聊天、分享照片，或者寻找道路的工具。它们同时掌握了庞大的数据，以及资讯如何传播的渠道。

一个社交平台可以透过算法，决定哪些内容更容易被看见；一个导航平台可以影响使用者选择哪一条道路。当这些服务累积了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平台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在这方面，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两个值得研究的例子。

中国长期限制 Facebook、YouTube、X 等国际平台，并建立了微信、微博、抖音等庞大的本土科技生态。因为那是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市场，产品还没走出中国，就已经是世界最大了。

但大家要明白，这些结果不是因为政府某一天突然宣布，从明天开始大家不要用 Facebook，全部改用自己的产品，就自然成功了。

它们经历了长期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支持，以及不同程度的外国平台限制。这种模式也伴随着网络审查、资讯自由受限，以及政府监控权力扩大的争议。

马来西亚是一个开放程度和经济结构都不同的国家。如果希望建立自己的科技平台，需要先决定我们究竟想达到什么目标。

如果是国家安全，就应该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制度。如果是发展本土科技，就需要长期资金、人才、研发和市场竞争。如果是减少对国际企业的依赖，也需要逐步建立自己的技术能力。

这些目标都可以讨论，但不能因为一项政策同时喊出了国安、数码主权和支持本土科技，就认为它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

我对这种治国方式比较担忧的地方，就是当政府把民族、宗教或者国家安全放在政策的最前面时，正常的行政问题，有时候很容易变成政治立场的争论。

国家安全是一个具有很大权威的理由。只要政府说某件事情涉及国安，那就是赢完的，因为普通人民很难取得足够资料来检验。这也是为什么国安措施更需要明确的适用范围、合理的执行方式，以及可以接受监督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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