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華政府禁公務員用Waze惹議 TuJu故障暴露本土科技困境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這兩天，馬來西亞的社交媒體幾乎都在討論同一件事情，就是安華政府禁止公務員使用 Waze 的決定。

從政治評論人、搞笑網紅，到平時專門評測汽車的 YouTuber，很多人都忍不住拿這件事情來開玩笑。其中我覺得最經典的一句，就是「We asked you to solve Haze, not Waze！」意思就是，我們要你解決的是煙霾問題，不是叫你去搞 Waze！

馬來西亞最近正好所有人都在關注煙霾問題，結果首相突然宣布禁止公務員使用導航軟體，難怪網民會拿這兩個發音相近的字來調侃。

而且這次的爭議，連行動黨的林冠英都看不下去了。他公開批評政府推薦的本土導航軟體 TuJu，形容它讓國家難堪，還要求追究那些向首相提出相關建議的人。

今天，馬來西亞大道局也證實，TuJu 在首相推薦之後，因為使用人數突然增加而出現技術問題。當局已經向用戶道歉，並表示正與開發商合作改善系統。

這件事情也挺有意思。其他導航軟體最怕的是路上塞車，TuJu 倒好，連自己也塞車。還有這個 TuJu 的名字，也正好踩中華人的一個雷。華人有一個傳統，叫作頭七回魂，人走了之後第七天才回家。現在政府推薦一款叫 TuJu 的導航軟體，所以網民都調侃用了之後，七天才回到家。人家 Waze 是帶你回家，這個 TuJu 搞不好是帶你回魂。

當然，玩笑歸玩笑。我今天比較想談的，其實是安華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情時，究竟有沒有充分考慮科技市場的現實。

說起來，安華自己在推介科技產品方面，幾個月前就曾經鬧出過一場尷尬。

大家還記不記得，今年7月18日，安華曾經高調推出一款叫作 PMX AI 的人工智慧分身？當時還特別製作了宣傳影片，讓人民可以透過 WhatsApp，跟這個虛擬安華聊天，了解政府政策，甚至向首相提出意見。

結果這款 AI 才推出不久，網民就開始測試它的回答。有些人成功誘導 AI 說出一些跟安華原本政治立場不一致的內容，甚至讓它對政府政策提出批評。結果怎樣？推出不到兩天，PMX AI 就下線了。

當時安華說，這個系統還在改善當中，他自己也只是嘗試一下。但是到了9月21日，《當今大馬》再去跟進，發現這款 AI 仍然沒有恢復服務，連原本的 WhatsApp 帳號也不再回覆訊息。

你看，7月才推出一個 AI 首相，結果沒多久就消失了。現在10月又向全國推薦一款本土導航軟體，結果使用人數突然增加，系統就出現問題。

當然，PMX AI 是由公正黨推動的項目，跟這次大道局的 TuJu 並不是同一回事。但是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確實讓人想知道，政治人物在向公眾大力推薦這些科技產品之前，究竟有沒有充分了解它們的技術成熟度，以及是否已經做好應付大量用戶的準備。

因為科技市場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開發出一款 App，跟建立一個能夠長期與國際企業競爭的平台，根本是兩回事。

大家今天為甚麼使用 Waze？除了導航方便，更重要的是它已經經營了很多年，累積了大量的道路資料，以及一群持續提供交通資訊的活躍用戶。

哪一條路發生意外，哪裡突然塞車，前面有沒有道路障礙，這些資訊可以透過大量使用者的回報，不斷更新。

當一個平台擁有越來越多的活躍用戶，它的資料就可能越完整，服務也有機會越來越準確，然後又吸引更多人繼續使用。這在科技產業叫作網路效應。

要跟這樣的平台競爭，單靠開發出一款具有相似功能的 App，是遠遠不夠的。

就好像今天有人開發一款新的 WhatsApp，就算功能做得一模一樣，你會不會馬上放棄 WhatsApp，改用這個新產品？

很明顯答案是不會啊，因為你的朋友、家人、客戶和同事，全部都還在 WhatsApp。就算新產品真的比較好用，你也需要其他人一起搬過去，否則根本沒有辦法取代原來的平台。

導航軟體的情況雖然不完全一樣，但是長期累積的交通數據、使用者習慣，以及軟體的可靠性，同樣需要時間建立。

政府可以鼓勵人民支持本土科技，也可以要求符合規定的政府設備使用指定軟體。但是普通消費者最後願不願意使用，還是取決於產品本身能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更何況，今天開發一款 App，很多時候都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困難。

例如，你想開發一款導航軟體，可以直接使用 Google Maps Platform，或者其他企業提供的地圖和路線規劃服務。開發商不需要自己從零開始，測量全馬來西亞的道路，就能夠建立基本的導航功能。

但這些第三方技術通常都有使用條款和授權成本。有些服務按 API 請求次數收費，有些按導航使用量計算，另外還有伺服器、資料庫、頻寬和系統維護的開支。

如果你的 App 每天只有幾千名使用者，這些成本可能還可以控制。但是當用戶數量突然增加到幾十萬，甚至更多，就必須考慮伺服器容量、API 配額，以及每個月需要支付的服務費用。

當然，實際成本取決於使用甚麼技術，企業也可以透過大量採購折扣、快取或者其他技術降低開支。這裡談的是一般市場上的經營模式，並不是說 TuJu 一定需要支付同樣的費用。

而且，這些錢只是維持系統運作的其中一部分。你還需要工程師、客服、產品更新、安全維護，以及持續改善導航品質。

所以一款軟體突然爆紅，對開發商來說，不一定完全是好消息。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準備，大量湧入的用戶，反而可能讓原本正常運作的系統承受不了。

整件事情提醒我們，首相推薦一款 App，跟這款 App 已經具備服務全國用戶的能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我也希望政府能夠理解，本土科技產業需要的是長期投資和市場競爭，而不是依賴政治人物在社交媒體上推薦，就期待大家一夜之間改變使用習慣。

而這次事件還有另一個發展，就是國家安全理事會和國家網路安全機構 NACSA，已經正式出來解釋禁令的理由。

他們說，Waze 會收集使用者的位置、路線和活動資料，長期累積之後，有可能分析出一個人的行蹤模式。而且 Waze 的相關服務條款受到以色列法律管轄，部分合約爭議也需要透過以色列法院處理。

但是這份解釋有一個地方，我認為需要特別釐清。一家公司的服務合約由哪個國家的法律管轄，和該國情報機構有沒有權力取得用戶資料，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法律問題。

更有意思的是，NACSA 自己在官方說明中，也承認目前沒有證據顯示 Waze 已經對用戶進行他們所擔心的行蹤模式分析。

當然，國家安全不能等到資料真的外洩了，才開始採取措施。預防潛在風險，本來就是國安機構的工作之一。

但如果政府採取的是預防性措施，就需要按照風險的嚴重程度，決定應該限制哪些人、哪些設備，以及哪些使用情境。

例如，一名處理國家機密的高級官員，與一名普通行政職員，在公務期間使用導航軟體，可能涉及完全不同的安全風險。

現在政府用同一道禁令處理整個公務體系，至少應該交代這種管理方式的依據。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政府認為 Waze 過去收集的行蹤資料可能涉及國家安全，那麼今天要求公務員停止使用，過去十年已經累積在平台上的資料，又應該怎樣處理？

刪除手機裡面的 App，並不代表平台之前保存的資料會自動消失。這也是為甚麼政府除了禁止未來使用，還需要考慮公務員的帳號、歷史資料，以及相關的資料刪除安排。這些問題都不是單靠一道行政命令就能解決的。

而這也讓我想到，為甚麼世界上很多政府，都希望自己能夠掌握數碼平台的控制權。因為今天的科技平台，已經不只是讓大家聊天、分享照片，或者尋找道路的工具。它們同時掌握了龐大的數據，以及資訊如何傳播的渠道。

一個社交平台可以透過演演算法，決定哪些內容更容易被看見；一個導航平台可以影響使用者選擇哪一條道路。當這些服務累積了數以百萬計的用戶，平台本身就具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力。而在這方面，中國和俄羅斯提供了兩個值得研究的例子。

中國長期限制 Facebook、YouTube、X 等國際平台，並建立了微信、微博、抖音等龐大的本土科技生態。因為那是中國，有龐大的人口市場，產品還沒走出中國，就已經是世界最大了。

但大家要明白，這些結果不是因為政府某一天突然宣布，從明天開始大家不要用 Facebook，全部改用自己的產品，就自然成功了。

它們經歷了長期的產業發展、基礎設施投資、政策支持，以及不同程度的外國平台限制。這種模式也伴隨著網路審查、資訊自由受限，以及政府監控權力擴大的爭議。

馬來西亞是一個開放程度和經濟結構都不同的國家。如果希望建立自己的科技平台，需要先決定我們究竟想達到甚麼目標。

如果是國家安全，就應該建立嚴格的數據管理制度。如果是發展本土科技，就需要長期資金、人才、研發和市場競爭。如果是減少對國際企業的依賴，也需要逐步建立自己的技術能力。

這些目標都可以討論，但不能因為一項政策同時喊出了國安、數碼主權和支持本土科技，就認為它已經解決了所有問題。

我對這種治國方式比較擔憂的地方，就是當政府把民族、宗教或者國家安全放在政策的最前面時，正常的行政問題，有時候很容易變成政治立場的爭論。

國家安全是一個具有很大權威的理由。只要政府說某件事情涉及國安，那就是贏完的，因為普通人民很難取得足夠資料來檢驗。這也是為甚麼國安措施更需要明確的適用範圍、合理的執行方式，以及可以接受監督的決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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