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被诉诽谤，陆兆福、行动党对网络监督的新态度!

今天怎么可以不谈网红被告诽谤的新闻呢？洪伟翔收到了来自槟城高等法院的传票，起诉人是民主行动党的现任秘书长陆兆福。同时，政治网红李伟康，没错，就是本人也收到了来自Seputeh国会议员郭素沁的律师信，同样也是控诉我在影片中涉嫌诽谤她。到底这两件事只是个别政治人物的法律行动，还是反映出执政党人物面对网络监督时的新态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谈清楚、说明白。

我们先来看看洪伟翔被陆兆福起诉的这份控状。原告人是我们堂堂的交通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而被起诉的被告人，就是大家在网上非常熟悉的执业律师兼时评人洪伟翔。陆兆福这一次大动干戈，主要是针对洪伟翔在过去几个月里发布的三个脸书直播短片，课题围绕在雪兰莪养猪场被关闭、猪肉价格飙升，以及行动党与巫统之间那种“你爱我、我不承认你”的政治合作关系。

陆兆福的律师团队在控状中列出的三大指控，第一，是说洪伟翔在影片里指名道姓骂他“每次出来讲骗话”、忽悠华社；第二，是说洪伟翔形容他面对巫统时像个“怨妇”和“痴情汉”在渴求认可，讲的话都是“鸟话”；第三，也是最严重的，是说他在解释雪州养猪场课题时把责任推给苏丹，被洪伟翔痛批是在“赖苏丹”、像个“小丑”，甚至还扯到“出卖沙巴权益”。  

 但我看了这份控状，最让我感到震撼、同时也最值得所有网络创作者警惕的地方，不只是洪伟翔自己在影片里讲了什么，而是控状也把影片下方大量网民留言纳入整个诉讼脉络。换句话说，这里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内容创作者、直播主、平台管理者，到底在什么程度上需要为网民留言负责？如果网民在留言区讲出极端、侮辱甚至可能构成诽谤的话，主讲人是否也要承担连带责任？比如有一位网友提出一个很好笑的悖论，就是如果网友在陆兆福的贴子底下留言骂他，那么陆兆福自己是不是也应该附上责任？ 

这个问题不只是洪伟翔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自媒体、时评人、直播主，甚至每一个经营社群平台的人，都必须高度警惕的问题。

原告依据的是大马法律里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证据法令》第114A条文，主张你洪伟翔身为主办人和平台管理者，你没有删除这些恶意留言、你放任网民开骂，你就要为这些留言承担共同出版与传播的法律责任！ 

陆兆福这一次的诉求非常强硬，他不只要索取普通赔偿，还要索取加重名誉损失的惩罚性赔偿，并且强制要求洪伟翔必须在自己的脸书，以及《星洲日报》和《中国报》这两大华文报章上刊登公开道歉启事。

洪伟翔那边，是秘书长陆兆福亲自上阵，用的是高等法院的正式传票。而我这边，则是收到了由行动党元老、Seputeh6届国会议员郭素沁的法律索偿信-没错就是那个俗称A4纸的NOD。

她要告我什么？就是因为我在今年5月11日发布的那支影片，标题叫做《前助理涉贪50万，郭素沁不知情就能免责？》。郭素沁的律师在信里洋洋洒洒列出了我的“六大罪状”，说我的影片在含沙射影、诽谤她。她们控诉我：影射她对选区拨款缺乏内部监督、影射她作为国会议员失职且无能、影射她浪费公帑，甚至还指责我影射她利用公关手段和政治保护来逃避责任、对下属的贪腐行为负有道德和政治罪责！ 

基于这六大罪状，郭素沁也开出了非常强硬的四大条件，限我在七天之内：第一，立刻下架影片；第二，向她发表一份毫无保留的公开道歉声明；第三，书面保证以后不准再讲；第四，还要向她支付一笔“实质性”的巨额名誉损失赔偿金！否则，就要直接入禀法庭起诉我，还要加重惩罚。 

我收到这份律师信的时候是5月28日，我也没有怠慢，在当天就立刻委托律师进行了回复。 大家觉得我会认怂还是怎样呢？ 

面对法律程序，我们不需要意气用事，但也绝对不需要感到恐惧。只要我们的言论是基于公众利益进行的合理监督，我们就应该坦然面对。

我的代表律师在详读了郭素沁的律师信后，在当天下午便正式发函回复，从法律的专业角度，指出了这封索偿信在程序与内容上的几大关键软肋。 

第一，对方在信中虽然指控我的影片包含大量虚假和诽谤性陈述，但整封信里，却完全没有列出我到底在影片里的哪一分、哪一秒，讲了哪一句具体字眼构成诽谤。在法律上，诽谤案的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言论作为事实基础，不能仅凭主观的影射解读就要求对方道歉赔偿。

因此，我的律师在回信中理智且专业地要求对方，必须在七天内一字不漏地提供涉嫌诽谤的具体字句清单，这是我方评估案件的基本权利。  

第二，郭素沁的律师在信中试图澄清，强调前助理跟随多年，她是随后才知情，且这本质上属于下属个人的诈骗行为。然而，这段关键的说明在语法与表述上却显得模糊不清，甚至出现了句型不完整的语病。为了能够精准理解对方的立场并做出有建设性的法律评估，我的律师也在信中正式要求对方律师澄清她真正的核心意思，避免在法律解读上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最后，也最重要的，我的代表律师也在信中清晰且坚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我们尊重法律，也愿意在细节明确的前提下进行理性沟通；但如果郭素沁女士选择在不提供具体详情的情况下，便直接入禀法庭，我的律师也已经获得我的全权授权，将依法代表我接受相关的法庭传票。 我们不卑不亢，因为我们相信公理，也相信司法会给出最公正的裁决。

其实说句老实话，今天做出迎战的决定，是相当违背我过去对自己的承诺的。我时常私下和朋友说，我做影片、做网红，本质上就是为了挣钱、为了养家糊口。我不是什么救国救民的英雄，如果遇到政治人物发律师信这种大麻烦，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认怂赔罪，求财不求气，绝对不跟大人物对着干。

可是这一次，我发现我和洪律师都退无可退。这一次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赚钱、求财的商业考量。今天我们这些影片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情感共鸣，这难道不是一个关心社会、关心国家拨款的普通公民，最基本的合理质疑吗？

如果今天，一个拿着国家俸禄、代表选民的国会议员，在面对下属涉嫌贪腐的公共课题时，我们连提出一句监督、质疑的权利都没有，一开口就要被套上六大罪状，被威胁要下架、道歉、赔偿巨款，那么我想请问大家，以后马来西亚的网络上，还有谁敢对公共议题开口？

我今天选择委托律师不卑不亢地回信，不是因为钱很多喔，并没有，而是因为如果我这一次盲目地认怂、跪下，那就等于告诉所有人：只要政治人物发一封连具体字眼都列不清楚的律师信，网络上的监督声音就必须集体阉割、自我噤声。这踩到了我作为时事评论员、作为一个自媒体人的底线。为了捍卫我们未来还能继续挺直腰杆说话、继续干干净净挣钱的权利，这一次，我们必须理智且坚定地站稳脚步。

把这两起案件摆在一起看，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陆兆福起诉洪伟翔，还是郭素沁发律师信给我，这两件事的背后，竟然存在着惊人相同点：第一个相同点：利用法律手段，试图将公共监督转化为人身名誉的死结。大家仔细去看这两份文件，不管是雪兰莪禁止养猪场的政策、猪肉价格的飙升，还是国会议员办公室前助理涉嫌贪腐高达50万的丑闻，这桩桩件件，哪一个不是攸关公共利益、攸关选民拨款体制的大课题？  洪伟翔和我在影片里讨论的，正是这些公共行政上的缺失与监督。  可是，行动党的这两位大牌政治人物，却在第一时间选择用发律师信、入禀法院的法律高压手段，企图把对“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的合理质疑，直接上纲上线成是“恶意的人身诽谤”。

这就是典型的利用法律资源落差，企图达到网络噤声的寒蝉效应。  

第二个相同点：典型的“乱扣帽子”，却拿不出具体的诽谤证据。这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也最暴露出她们软肋的地方。你看陆兆福起诉洪伟翔的控状，控诉洪伟翔用“鸟话”、“撒谎”、“小丑”来影射他；再看郭素沁发给我的信，也是洋洋洒洒列出六大罪状，说我影射她无能、失职、逃避责任。  但是，当我方律师依法正式回信反击，要求她们一字不漏地列出清单，指出康哥到底在影片哪一分、哪一秒讲了哪一个具体字眼构成诽谤时，她们却直接陷入了沉默。在法律上，诽谤指控必须有明确的言论事实，不能只凭政治人物自己的主观感受，觉得别人的质疑让你面子挂不住，就跑来乱扣帽子、逼人道歉赔钱。  

第三个相同点：利用下属、网民的过激行为，要求平台或主讲人承担集体责任。这也是所有网络创作者最需要警惕的法律陷阱。在陆兆福的起诉书里，他花了极大的篇幅去截图网民在影片下的极端负面留言，并利用《证据法令》第114A条文，要求洪伟翔为这些网民的留言承担共同传播的法律责任。

而郭素沁在信里，也试图用“前助理跟随多年、信任很正常、这本质上只是下属个人的诈骗行为”来全面洗清自己的政治与道德罪责。  也就是说，在政治人物的逻辑里：网民在我们影片下的留言，我们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她们自己的下属和前助理在办公室里涉嫌贪腐，她们却只要讲一句“我随后才知情”，就可以免除所有行政上的监督责任！这种双重标准的逻辑，难道合理吗？

 今天这两起事件曝光之后，我相信网络上有很多平时不认同洪律师、或者不认同我李伟康的观众，看到我们被大人物告，心里一定很高兴。甚至有许多行动党的铁杆支持者，可能现在已经在网络上开香槟庆祝、拍手叫好了。  不过，我要在这里冷静地提醒这些开香槟的朋友：提起民事诽谤诉讼，仅仅只是法律程序的政客第一步，而法律官司，在马来西亚从来就没有“百分之百稳赢”的说法。

万一，这两场官司打到最后，是陆兆福和郭素沁输了呢？  万一法庭最终裁定，洪伟翔在影片里针对养猪政策和政治合作的评论，属于不可剥夺的“合理评论（Fair Comment）”呢？

万一法庭认定，我李伟康针对国会议员前助理涉贪50万、质问网红和媒体能不能监督的影片，属于符合公众利益的“合理特权Qualified Privilege”呢？  一旦这个“万一”发生，那将会是行动党无法承受的巨大灾难。因为这不只是他们两个人官司打输的问题，法庭的判决将会直接在法律上盖章认证：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就是企图利用法律资源来恐吓时评人、企图打压言论自由！ 到时候，行动党过去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口口声声捍卫的“民主、自由、敢言”的政党招牌，到时将如何自圆其说？

最后，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里也会说：“哎呀，你李伟康和洪伟翔律师，之前自己不也是入禀法庭，去起诉过其他网民诽谤吗？这叫剃人头者人亦剃之，风水轮流转，你们自己被告也是活该！”

 对于这种言论，我想在这里做出以下两点正面回应：第一，这是完全不对等的“伪概念”对比。我李伟康和洪伟翔去告网民，是因为那些网民在网络上对我们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人格抹黑”、“造谣”甚至“家庭人身攻击”，那是属于普通公民与公民之间，为了捍卫个人名誉和尊严底线的法律自卫。

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手握国家公权力、掌管国家财政和选区拨款的“交通部长”和“国会议员”！

陆兆福和郭素沁是每个月拿着几万甚至十几万纳税人薪金的代议士；当普通公民、自媒体和媒体，针对你选区拨款的管理、下属涉嫌贪腐的重大公共课题提出合理质疑和监督时，你却用发律师信和起诉来对付普通百姓，这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手握公权力者，本来就应该承受更高标准的公众检视与舆论监督，而不是一不高兴就拿法律当武器，这叫公权力的傲慢。

第二，我们从来不反对依法办事，但请你依法给出具体的细节。我跟洪律师之前去起诉别人的时候，我们是清清楚楚、一字不漏地把对方哪一分哪一秒、写了什么造谣的字眼，统统列在传票上交给法庭。这叫堂堂正正的法律程序。但这一次，郭素沁发给我的律师信，截至我录制这支影片之前，我方尚未收到对方针对这一点的具体回复。

 如果执政者可以不需要证据，只要看你不顺眼、只要你质疑她，就能随便发一封含糊其辞的律师信来要挟你下架、道歉、赔巨款——那么这不叫维持法律公正，这叫利用法律资源来进行网络恐吓，企图全面阉割马来西亚的言论自由与民主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