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集会复盘，驳斥牙医的护航言论!

今天我们来复盘4月4日的人民自由发言集会，同时，我也要针对这几天网络上那些抹黑、扭曲以及人身攻击，做一次反驳。

 首先，身为主办人之一，我想向所有在4月4日当天出席的两百多位朋友，表达我最深切的敬意与感动。报章媒体估计大约有两百多人出席，这个数字，老实说，已经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最让我动容的是，在现场我看到有一些长者，他们是特地从巴生自己开车上来，顶着大太阳站在那里给我们鼓励；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半夜从太平、从柔佛，长途跋涉远道而来。这些真实的举动，比起网络上虚拟的点赞，有着无比沉重的份量。

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我们这几个发起人——我、Albert刁健城、洪伟翔律师，我们只是一个没有政党背景、没有任何政治桩脚组织的“网红组合”。我们没有拨款，没有免费巴士接送，没有派发津贴便当。唯一有的就是有人现场请喝椰汁水。我们纯粹只是透过网络上的呼吁，就能够号召到两百多位公民，愿意放下手边的工作，牺牲假日的休息时间，甚至冒着被政府秋后算帐的潜在风险，亲自来到布城这个国家行政中心表达抗议。 对于这样一个出席人数，我给出的是绝对的优等。因为集会跟普通的网友聚餐完全不同，它包含了太多不确定的元素，主讲人是谁、议题是什么、现场的安全考量、长途通勤的成本，这些都会极大地影响出席意愿。能够在纯自发的情况下凝聚这两百多人，这代表的是一种纯粹且强大的民间意志。

 更让我感到鼓舞的是，在线上的直播观看人数，加上各大主流媒体的后续报导，这次集会的传播影响力最少超过了六十万人次。这种量级的宣传与曝光程度，已经完全具备了部长级新闻的规格。这证明了一件事：自媒体时代的公民运动，已经不再需要依赖传统政治机器的施舍，只要我们的诉求是正当的，只要我们说出了人民心底的恐惧与愤怒，流量就会自动转化为监督政府的强大力量。

 那么，我们到底在恐惧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愤怒？这就必须回到我们这次集会最核心的数据。根据各大科技巨头官方所发布的《透明度报告》，马来西亚的言论自由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马来西亚政府要求TikTok下架了超过5500支影片，这个惊人的数字，直接让马来西亚拿下了全球冠军。大家听清楚，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金牌，这是一个国家走向言论审查大国的耻辱印记- shame of nation。而在Facebook方面情况更加严峻，从以前一年只有几百件的下架要求，激增到短短半年内，政府要求Facebook下架超过三万件内容。更关键的是，Meta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些被要求下架的内容，除了政府一直拿来当挡箭牌的诈骗资讯之外，还明确包含了“对政府的批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政府提出三大严正要求。第一，公开审查标准。政府必须立刻清楚交代所有要求下架内容的真实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绝对拒绝黑箱作业，拒绝这种完全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的行政霸凌。第二，撤回社媒执照化政策。网络空间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广场，它绝对不应该沦为由政客发放牌照才能进入的特许俱乐部，这是把大马倒退回需要申请报章准证的黑暗时代。第三，废除压迫性法律。我们要求政府立刻废除包含《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在内的所有压迫性法律，请当今的执政党兑现你们当年做反对党时的改革承诺。

 这三大诉求，有理有据，全部建立在客观的数据与普世的民主价值之上。但是，当我们把这些铁证如山的数据摊在阳光下时，网络上立刻涌现了一批“假装中立的护航者”，开始对我们进行各种荒谬的攻击。我就拿阿聪、黄勃扬，以及Alan Tee 郑凯聪这三位来反驳。

 为什么我特别点名这三个人？因为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护航。经过查证，这三位清一色都是民主行动党的党员。各位观众，我们这次抗议的对象是通讯部，而通讯部的副部长张念群，正是行动党的领袖。当我们把“行动党党员护航行动党副部长”这个背景放进去，他们所有那些看似不合逻辑的言论、傲慢的态度、以及转移焦点的话术，瞬间就变得无比清晰。这根本不是什么客观评论，这是一场为了掩护自家主子免受政策检验的政治公关操作。

 我们来看看阿聪是怎么说的。首先，他在影片中大肆嘲笑我们出席的人数，说两百人让我们的“底牌亮出来了”，甚至用清明节扫墓、地点偏远、大家怕被抓、怕脸书被封锁来冷嘲热讽。

 这番话不仅恶毒，更是逻辑死亡。我们这是一场没有政党机器动员、没有包巴士、没有派津贴的纯公民集会。能够有两百多位公民，愿意顶着大太阳的烈日，自发性地站出来，这不是底牌尽露，这是真实民意的强大底气！相反的， 你在沙巴拉票时的人数寥寥，那个才是底牌尽露。

 接着，他又沾沾自喜地宣称，我们这场集会出席的“清一色都是华人”，他甚至推论说，因为都是华人，这反而帮了政府一个大忙，可以让马来社会看到“原来华人也在反政府”，从而洗清当今政府是“华人政府”的标签。他还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说一个政府如果被两边都骂，代表他两边都不讨好，是在做对的事。

 这种逻辑简直是政治学的灾难。我要向阿聪以及所有被他误导的人公布一个最基本的事实。4月4日当天，站在布城通讯部前面，拿着麦克风发言的阵容是：四位华人、四位马来同胞、一位印度同胞，而贯穿全场带领大家高喊口号的主持人，是一位马来女性社运人士。

 阿聪不敢跟你谈那三万件被下架的硬数据，因为他作为行动党党员，深知在民主价值上他们已经彻底破产。当年最痛恨言论审查的就是他们，如今大权在握却疯狂删帖的也是他们。辩不赢政策，他只好祭出大马政客最廉价的武器：打种族牌。只要把一场捍卫宪法权利的公民运动，降级为种族之间的政治博弈，他就能成功转移焦点。而且，一个政府被全民唾弃，不代表他大公无私，而是代表他已经无能到连原本支持他的基本盘都彻底激怒了。

 再来看看黄勃扬。他截取了我们集会的直播画面，冷冷地问了一句：“想问一句，这些人民自由发言集会的出席者，是不是还能用自身的社交平台批评政府？还是哪些已经被禁言了？”

 这句话从一个执政党党员口中说出来，真的令人作呕。他的潜台词是：只要政府还没有把你们抓去坐牢，还允许你们开直播，你们就该对政府感恩戴德，大马就还有言论自由。 恶法没有对付你，不代表恶法不存在；这种将公民权利“恩赐化”的思想，和马华仔以前帮纳吉辩护那种“纳吉拿了26亿，你户口里有少一毛钱”的论述一样令人作呕。

接着是我的网友 Alan Tee 郑凯聪，他是三位护航者里比较有水准的， 因为他会高举社会责任的大旗，批评我们是在道德绑架言论自由，说我们是“妖言惑众”，说在全球危机当前，我们靠煽动情绪换取流量，没有资格谈道德，说白了就是先扣我们帽子。

这是最典型的维稳话术与集体主义绑架。当政党成为掌权者后，最害怕的就是社会的质疑。他们发明了一套“大局为重”的说辞，把监督政府的行为抹黑成破坏团结。请问，要求政府公开审查标准叫妖言惑众吗？

第二他把“流量”说得很肮脏，但在这个时代，流量就是民意的具体展现。这六十万的传播量，代表的是人民真实的不满。历史告诉我们，政府最喜欢在所谓的危机时期扩张权力，社媒执照化就是借口。真正的社会责任，绝对不是在政府犯错时乖乖闭嘴，而是敢于指出国王没有穿衣服，严厉监督拥有公权力的怪兽。我还要特别提醒行动党的各位党员，你们不会拥有执政，当你们失去权力后，你们今天设下的恶法，就是明天你们必须自讨的苦吃。

 当他们在政策论述上全面溃败时，网军和侧翼就开始了最后的挣扎：对人不对事。他们放弃讨论问题，转而攻击提出问题的人。

他们骂我李伟康“不中立”，说我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他们眼里，中立就是对政府的错误视而不见。但我从来不是什么没有立场的白开水。我是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我的立场就是限制政府权力、捍卫个人自由。面对握有公权力、随意剥夺人民发言权的巨兽，我怎么还能保持中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Elie Wiesel说过，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从来不会帮助受害者。在极权面前保持中立，就是独裁的帮凶。我们用客观数据检验当权者，这才是真正的公民精神。

 他们也疯狂的攻击Albert刁健城过去的争议，给他贴上标签，企图以此否定集会的正当性。这是标准的“对人不对事”。我从来没有说Albert 是好人啊，但是难道他说“政府下架了三万件内容”这个客观事实就变成假的了吗？我们争取的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圣人的专利。网军企图用个人的争议来转移大众对恶法的视线，就像你家着火了，有人叫你快逃，你却因为讨厌这个人而选择烧死在屋里一样愚蠢。

 最后，他们觉得抓到了洪伟翔律师的痛脚，嘲笑他天天喊言论自由，却去告别人诽谤，说这是双重标准。这完全暴露了他们对“法治”与“行政霸凌”的彻底无知。言论自由的核心防线，是防止政府进行“事前审查”与黑箱作业。政府不能因为不想被骂，就用公权力强迫平台删除内容。但言论自由从来不代表免于承担法律后果。如果你抹黑他人，受害者当然可以透过司法途径解决。洪伟翔是把证据提交给独立的法庭，在法官面前公开辩论，由法律来裁决。这叫阳光下的法治。而通讯部却是绕过法庭，直接私下威胁平台下架内容，这叫黑箱里的独裁。把公民之间透过司法解决纠纷，跟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封杀言论混为一谈，这不只是双重标准，这是智商堪忧。

各位观众，这就是权力的傲慢与堕落。当初的屠龙勇士，如今为了掩饰自己已经成为恶龙，只能靠着网军进行种族抹黑、逻辑诡辩与人身攻击。但这一切只会让我们更加确信，4月4日我们站出来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廉价的脏水而退缩，面对行政霸凌，我们会持续战斗，守护大家在网上的言论空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