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集會復盤，駁斥牙醫的護航言論!

今天我們來復盤4月4日的人民自由發言集會，同時，我也要針對這幾天網路上那些抹黑、扭曲以及人身攻擊，做一次反駁。

 首先，身為主辦人之一，我想向所有在4月4日當天出席的兩百多位朋友，表達我最深切的敬意與感動。報章媒體估計大約有兩百多人出席，這個數字，老實說，已經遠遠出乎我的意料。最讓我動容的是，在現場我看到有一些長者，他們是特地從巴生自己開車上來，頂著大太陽站在那裡給我們鼓勵；還有一些朋友，他們是半夜從太平、從柔佛，長途跋涉遠道而來。這些真實的舉動，比起網路上虛擬的點讚，有著無比沉重的份量。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我們這幾個發起人——我、Albert刁健城、洪偉翔律師，我們只是一個沒有政黨背景、沒有任何政治樁腳組織的「網紅組合」。我們沒有撥款，沒有免費巴士接送，沒有派發津貼便當。唯一有的就是有人現場請喝椰汁水。我們純粹只是透過網路上的呼籲，就能夠號召到兩百多位公民，願意放下手邊的工作，犧牲假日的休息時間，甚至冒著被政府秋後算帳的潛在風險，親自來到布城這個國家行政中心表達抗議。 對於這樣一個出席人數，我給出的是絕對的優等。因為集會跟普通的網友聚餐完全不同，它包含了太多不確定的元素，主講人是誰、議題是什麼、現場的安全考量、長途通勤的成本，這些都會極大地影響出席意願。能夠在純自發的情況下凝聚這兩百多人，這代表的是一種純粹且強大的民間意志。

 更讓我感到鼓舞的是，在線上的直播觀看人數，加上各大主流媒體的後續報導，這次集會的傳播影響力最少超過了六十萬人次。這種量級的宣傳與曝光程度，已經完全具備了部長級新聞的規格。這證明了一件事：自媒體時代的公民運動，已經不再需要依賴傳統政治機器的施捨，只要我們的訴求是正當的，只要我們說出了人民心底的恐懼與憤怒，流量就會自動轉化為監督政府的強大力量。

 那麼，我們到底在恐懼什麼？我們又為什麼要憤怒？這就必須回到我們這次集會最核心的數據。根據各大科技巨頭官方所發布的《透明度報告》，馬來西亞的言論自由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浩劫。在短短半年的時間內，馬來西亞政府要求TikTok下架了超過5500支影片，這個驚人的數字，直接讓馬來西亞拿下了全球冠軍。大家聽清楚，這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金牌，這是一個國家走向言論審查大國的恥辱印記- shame of nation。而在Facebook方面情況更加嚴峻，從以前一年只有幾百件的下架要求，激增到短短半年內，政府要求Facebook下架超過三萬件內容。更關鍵的是，Meta的報告中明確指出，這些被要求下架的內容，除了政府一直拿來當擋箭牌的詐騙資訊之外，還明確包含了「對政府的批評」。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向政府提出三大嚴正要求。第一，公開審查標準。政府必須立刻清楚交代所有要求下架內容的真實標準到底是什麼，我們絕對拒絕黑箱作業，拒絕這種完全沒有經過司法程序的行政霸凌。第二，撤回社媒執照化政策。網路空間是屬於全體公民的公共廣場，它絕對不應該淪為由政客發放牌照才能進入的特許俱樂部，這是把大馬倒退回需要申請報章准證的黑暗時代。第三，廢除壓迫性法律。我們要求政府立刻廢除包含《通訊及多媒體法令》第233條在內的所有壓迫性法律，請當今的執政黨兌現你們當年做反對黨時的改革承諾。

 這三大訴求，有理有據，全部建立在客觀的數據與普世的民主價值之上。但是，當我們把這些鐵證如山的數據攤在陽光下時，網路上立刻湧現了一批「假裝中立的護航者」，開始對我們進行各種荒謬的攻擊。我就拿阿聰、黃勃揚，以及Alan Tee 鄭凱聰這三位來反駁。

 為什麼我特別點名這三個人？因為這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護航。經過查證，這三位清一色都是民主行動黨的黨員。各位觀眾，我們這次抗議的對象是通訊部，而通訊部的副部長張念群，正是行動黨的領袖。當我們把「行動黨黨員護航行動黨副部長」這個背景放進去，他們所有那些看似不合邏輯的言論、傲慢的態度、以及轉移焦點的話術，瞬間就變得無比清晰。這根本不是什麼客觀評論，這是一場為了掩護自家主子免受政策檢驗的政治公關操作。

 我們來看看阿聰是怎麼說的。首先，他在影片中大肆嘲笑我們出席的人數，說兩百人讓我們的「底牌亮出來了」，甚至用清明節掃墓、地點偏遠、大家怕被抓、怕臉書被封鎖來冷嘲熱諷。

 這番話不僅惡毒，更是邏輯死亡。我們這是一場沒有政黨機器動員、沒有包巴士、沒有派津貼的純公民集會。能夠有兩百多位公民，願意頂著大太陽的烈日，自發性地站出來，這不是底牌盡露，這是真實民意的強大底氣！相反的， 你在沙巴拉票時的人數寥寥，那個才是底牌盡露。

 接著，他又沾沾自喜地宣稱，我們這場集會出席的「清一色都是華人」，他甚至推論說，因為都是華人，這反而幫了政府一個大忙，可以讓馬來社會看到「原來華人也在反政府」，從而洗清當今政府是「華人政府」的標籤。他還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說一個政府如果被兩邊都罵，代表他兩邊都不討好，是在做對的事。

 這種邏輯簡直是政治學的災難。我要向阿聰以及所有被他誤導的人公布一個最基本的事實。4月4日當天，站在布城通訊部前面，拿著麥克風發言的陣容是：四位華人、四位馬來同胞、一位印度同胞，而貫穿全場帶領大家高喊口號的主持人，是一位馬來女性社運人士。

 阿聰不敢跟你談那三萬件被下架的硬數據，因為他作為行動黨黨員，深知在民主價值上他們已經徹底破產。當年最痛恨言論審查的就是他們，如今大權在握卻瘋狂刪帖的也是他們。辯不贏政策，他只好祭出大馬政客最廉價的武器：打種族牌。只要把一場捍衛憲法權利的公民運動，降級為種族之間的政治博弈，他就能成功轉移焦點。而且，一個政府被全民唾棄，不代表他大公無私，而是代表他已經無能到連原本支持他的基本盤都徹底激怒了。

 再來看看黃勃揚。他截取了我們集會的直播畫面，冷冷地問了一句：「想問一句，這些人民自由發言集會的出席者，是不是還能用自身的社交平台批評政府？還是哪些已經被禁言了？」

 這句話從一個執政黨黨員口中說出來，真的令人作嘔。他的潛台詞是：只要政府還沒有把你們抓去坐牢，還允許你們開直播，你們就該對政府感恩戴德，大馬就還有言論自由。 惡法沒有對付你，不代表惡法不存在；這種將公民權利「恩賜化」的思想，和馬華仔以前幫納吉辯護那種“納吉拿了26億，你戶口裡有少一毛錢”的論述一樣令人作嘔。

接著是我的網友 Alan Tee 鄭凱聰，他是三位護航者裡比較有水準的， 因為他會高舉社會責任的大旗，批評我們是在道德綁架言論自由，說我們是「妖言惑眾」，說在全球危機當前，我們靠煽動情緒換取流量，沒有資格談道德，說白了就是先扣我們帽子。

這是最典型的維穩話術與集體主義綁架。當政黨成為掌權者後，最害怕的就是社會的質疑。他們發明了一套「大局為重」的說辭，把監督政府的行為抹黑成破壞團結。請問，要求政府公開審查標準叫妖言惑眾嗎？

第二他把「流量」說得很骯髒，但在這個時代，流量就是民意的具體展現。這六十萬的傳播量，代表的是人民真實的不滿。歷史告訴我們，政府最喜歡在所謂的危機時期擴張權力，社媒執照化就是藉口。真正的社會責任，絕對不是在政府犯錯時乖乖閉嘴，而是敢於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嚴厲監督擁有公權力的怪獸。我還要特別提醒行動黨的各位黨員，你們不會擁有執政，當你們失去權力後，你們今天設下的惡法，就是明天你們必須自討的苦吃。

 當他們在政策論述上全面潰敗時，網軍和側翼就開始了最後的掙扎：對人不對事。他們放棄討論問題，轉而攻擊提出問題的人。

他們罵我李偉康「不中立」，說我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他們眼裡，中立就是對政府的錯誤視而不見。但我從來不是什麼沒有立場的白開水。我是一名古典自由主義者，我的立場就是限制政府權力、捍衛個人自由。面對握有公權力、隨意剝奪人民發言權的巨獸，我怎麼還能保持中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Elie Wiesel說過，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從來不會幫助受害者。在極權面前保持中立，就是獨裁的幫兇。我們用客觀數據檢驗當權者，這才是真正的公民精神。

 他們也瘋狂的攻擊Albert刁健城過去的爭議，給他貼上標籤，企圖以此否定集會的正當性。這是標準的「對人不對事」。我從來沒有說Albert 是好人啊，但是難道他說「政府下架了三萬件內容」這個客觀事實就變成假的了嗎？我們爭取的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每一個公民的權利，不是聖人的專利。網軍企圖用個人的爭議來轉移大眾對惡法的視線，就像你家著火了，有人叫你快逃，你卻因為討厭這個人而選擇燒死在屋裡一樣愚蠢。

 最後，他們覺得抓到了洪偉翔律師的痛腳，嘲笑他天天喊言論自由，卻去告別人誹謗，說這是雙重標準。這完全暴露了他們對「法治」與「行政霸凌」的徹底無知。言論自由的核心防線，是防止政府進行「事前審查」與黑箱作業。政府不能因為不想被罵，就用公權力強迫平台刪除內容。但言論自由從來不代表免於承擔法律後果。如果你抹黑他人，受害者當然可以透過司法途徑解決。洪偉翔是把證據提交給獨立的法庭，在法官面前公開辯論，由法律來裁決。這叫陽光下的法治。而通訊部卻是繞過法庭，直接私下威脅平台下架內容，這叫黑箱裡的獨裁。把公民之間透過司法解決糾紛，跟政府濫用行政權力封殺言論混為一談，這不只是雙重標準，這是智商堪憂。

各位觀眾，這就是權力的傲慢與墮落。當初的屠龍勇士，如今為了掩飾自己已經成為惡龍，只能靠著網軍進行種族抹黑、邏輯詭辯與人身攻擊。但這一切只會讓我們更加確信，4月4日我們站出來是絕對正確的。我們不會因為這些廉價的髒水而退縮，面對行政霸凌，我們會持續戰鬥，守護大家在網上的言論空間。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