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a Wibawa案揭政商关系：政权轮替如何约束权力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今天我们来谈，慕尤丁被控的案件。最近慕尤丁的 Jana Wibawa 案，在高庭出现了一段很值得讨论的证词。一名土著承包商 Azman Yusoff 告诉法庭，他的公司 KCJ Engineering，当年透过直接谈判拿到一项价值 RM6200 万的政府道路工程。后来，他本人和公司合共捐了 RM480 万给土团党。更加敏感的是，他自己在法庭上说，如果慕尤丁没有帮助他的公司取得这个工程，他就不会捐这 RM480 万，而且还用了“membalas budi”这个词，也就是报答、还人情的意思。

按照他的证词，2020 年他曾经跟当时身兼首相和土团党主席的慕尤丁见面，询问土著承包商取得政府工程的机会。之后他的公司申请 Jana Wibawa 工程，写信寻求慕尤丁支持。到了 2021 年，公司透过直接谈判拿到这项 RM6200 万的道路工程，再之后，他本人和公司分几次捐了 RM480 万给土团党。他还说，自己原本是按照工程价值的一定比例来考虑捐款，最后捐出去的，大概是整个工程价值的 7% 到 8%。

这里当然要讲清楚，慕尤丁目前还在受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控方证人的证词，不代表法院已经认定慕尤丁有罪，辩方也有权盘问证人，提出完全不同的解释。最后有没有构成滥权、洗钱或者其他刑事责任，应该由法院根据全部证据来决定。我今天真正想谈的，其实不是替法院判案，而是这宗案件背后一个更熟悉，也更根本的政治现实：为什么这种事情总是要等到一个政府失去权力之后，我们才开始看到原本看不到的部分？

先不要把 RM6200 万这种政府工程想像成某个政治人物一句话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送出去。这种规模的项目一定会经过行政程序，KSU 会知道，财务部门会知道，采购单位会知道，会计也一定会知道。有人准备文件，有人签字，有人付款。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知道，整套行政机器还是可以照常往前走。

答案其实没有那么神秘，因为官僚体系不是看不见权力，而是太清楚权力在哪里。课本会告诉你，公务员是依法行政、保持专业的 permanent government，政治人物只是暂时的政府。可是现实里，一名高级公务员每天面对的，是真正掌握部门方向、资源、任命、升迁和政治影响力的人。当一个要求来自普通官员，大家可能会先问这样做合不合理；当同一个要求来自部长、首相署，甚至最高政治领导层，很多人问的问题就会慢慢变成，这件事情要怎样做，程序上才走得通，才能让他过关。

这个差别很重要，因为真正成熟的权力运作，往往根本不需要留下一张明确的非法指示。没有人会愚蠢到在文件上写：“把这个工程给某家公司，因为我要它捐钱给我的政党。”真正的做法，是上面先给一个方向，下面的人各自在自己的权限里，把这个方向变成可以执行的行政决定。到最后，每一个人的签名单独拿出来看，都可以解释得通。财务官可以说自己只是确认预算，采购单位可以说自己只是按照批准的采购方式处理，高级官员也可以说自己已经把专业意见写进 memo，最后的政治决定不是他做的。

所以很多时候，制度不是完全失灵，而是被权力重新安排了用途。原本应该用来约束政府的程序，慢慢变成协助政府完成决定的程序。表面上文件齐全，会议开过，预算批过，工程也真的做了，但是程序本身未必有能力告诉你，这个决定背后还有没有另一层政治关系。尤其当整件事情还可以被包装在一个合理政策框架里面，例如疫情时期要加快工程、要扶持土著承包商，那么很多原本值得怀疑的地方，就更加容易被解释成特殊时期的必要安排。

这里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公务员。从现实政治来看，一个 KSU 如果还有十年公务生涯，他不可能不知道公开顶撞一个可能继续执政很多年的政府会有什么后果。调职、升迁受影响、失去重要位置，这些都是真实成本。所以很多公务员最后会做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把自己的专业意见留下来，程序上把该写的写清楚，最后让政治领导承担决定。这未必英勇，但很符合官僚体系里正常人的自保逻辑。

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觉得，把国家的廉洁寄托在某个高级公务员突然变成英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制度如果要靠某一个人牺牲前途去挡住首相或者部长，那不叫制度，只能叫运气。真正现实的制度设计，从来不是假设所有人都会做对的事，而是先假设所有人都会计算自己的利益，然后再让这些利益彼此制衡。

而且这种政商关系，本来也不是慕尤丁时代才突然出现。马来西亚几十年的政治里，政府工程、企业利益和政党资金之间，一直存在非常模糊的界线。马哈迪第一次执政时期，巫统本身就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当时政府推动私营化，很多大型项目和与巫统关系密切的企业之间，有很深的连结。1987 年，当外界批评主要政党利用政治权力累积财富时，马哈迪曾经很直接地回应，大意就是，你可以批评，但谁来支付巫统大厦 RM3.6 亿的贷款？

今天再听这句话，很多人会觉得很刺耳，但它其实很诚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逻辑。政党要选举需要钱，企业想拿政府工程，政府又要推动发展。当同一个政党长期掌权，这几个本来应该彼此分开的领域，很容易慢慢缠在一起，而且一旦缠得够久，整个政治体系甚至不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很多原本应该被质疑的事情，最后会变成一种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人认为值得大惊小怪的正常运作方式。

到了纳吉时代，“政治捐款”又变成马来西亚人非常熟悉的四个字。当年巨额资金进入首相私人户口，其中一个主要解释就是政治捐款。可是后来很多跟 1MDB 有关的银行文件、资金流和证人证词，是在 2018 年政权轮替之后，才真正大规模进入司法程序。我不会简单地说，如果 2018 年没有换政府，这些事情就永远不会被查，但是也很难否认，权力一换手，原本被同一套政治结构控制的调查环境就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政权轮替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换上一批比较好的人，而是把权力结构重新洗牌。新政府查旧政府，很多时候当然带有政治目的，它可能要削弱前朝、打击对手、证明自己上台有正当性。但是我不认为这削弱了监督的价值，反而正是民主政治现实里最有用的部分。政治人物本来就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只要他有足够动机把上一届政府不想打开的档案打开，竞争本身就会产生监督。

民主很多时候不是靠一群好人互相信任来维持，而是靠一群有野心、有利益、彼此不信任的人互相提防。今天你掌权，我知道我很难查到你所有东西；五年之后如果我上台，我就有机会翻你的帐。你也知道，今天你控制的部门和档案，将来未必还在你手上，所以你现在做决定时，多少会想到有一天政治对手可能坐进同一间办公室，重新看你签过的文件。这种压力不高尚，但非常有用。

最近森美兰州的情况，就很能说明这种现象。上一届政府在州议会解散前一天批准了一批选区拨款，站在当时政府角度，程序有批，理由也可以解释成服务选区。可是政府一换人，新政府重新看同一份文件，就会问，州议会都已经解散了，为什么后面几个月的钱还要先批出去？同一件事，换一批人坐在桌子的另一边，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不是因为新政府突然比较有道德，而是它终于有政治利益去追究前政府。

所以很多掌权时看起来合理的事情，真正的问题不一定是当时没有人看见，而是当时没有一个有足够权力、也有足够利益的人愿意追到底。当权力长期集中在同一个政党或者同一个联盟手上，这种风险只会越来越高。这跟某一个政党天生比较邪恶没有关系，而是权力本身就会改变人的判断。那句老话，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虽然听起来老套，但政治上真正值得警惕的就是这一点。

能够一路竞争、结盟、妥协，最后走到首相、部长、州务大臣那个位置的人，本来就不可能是一张白纸。他一定懂得权力怎样运作，也一定知道资源如何交换。这不是在骂政治人物，而是在承认政治的现实。所以一个制度如果把希望放在“我们只要选到一个好人，一切就会没问题”，那本身就已经很幼稚。

今天你喜欢的政治人物，也有他的利益。今天你支持的政党，也需要资金。今天你相信的改革领袖，一旦长期掌握庞大的政府资源，一样会面对身边人的游说，一样会有人告诉他，某些做法是为了稳定政府、为了赢下一场选举、为了完成改革。很多滥权从来不是以“我要做坏事”开始，而是从“这样做对大局比较有利”开始。

所以谈到今天的团结政府，我也不会说它没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它现在还在掌权。也许一年后政权轮替，下一届政府把今天的档案重新翻一次，最后什么都查不到，那很好。也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些今天看起来很正常的决定，其实还有另一层背景。没有证据的事情，今天当然不能乱指控，但正因为今天很多东西本来就不可能完全看得到，所以更加不能把希望放在对现任政府的信任上。

真正成熟的政治态度，不是相信“我支持的政府比较干净”，而是我可以支持你，同时也希望有一天有人把你查得很彻底。因为一个健康的制度，不应该要求人民相信掌权者，而是要让掌权者知道，人民根本没有必要永远相信他。

所以回到 Jana Wibawa，RM6200 万工程之后再出现 RM480 万政党捐款，到底是政治献金还是利益交换，最后由法院来判断。对我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当年的政府一直没有失去权力，今天这些证人应该不会站在法庭上，把当年的事情一件一件拿出来拷问检讨。

马来西亚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已经反复证明一件事，很多原本被权力包住的东西，真正开始被翻出来，往往就是在权力换手之后。这就是为什么政权轮替不能只被理解成把一个政党换成另一个政党，它更重要的作用，是让掌权者知道自己手上的权力有期限。

今天你批出去的工程，今天签下的文件，今天觉得没有人敢追问的决定，有一天都可能落到另外一批同样有野心、同样有政治利益、而且非常想查你的人手上。这种人未必比你高尚，但是只要他有能力打开你留下来的档案，权力就不再是完全封闭的。

只要这个可能性一直存在，权力就永远还有一点顾忌。对一个政治制度来说，这一点顾忌，往往比期待某一个政治人物永远保持清白，要可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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