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a Wibawa案揭政商關係：政權輪替如何約束權力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我們來談，慕尤丁被控的案件。最近慕尤丁的 Jana Wibawa 案，在高庭出現了一段很值得討論的證詞。一名土著承包商 Azman Yusoff 告訴法庭，他的公司 KCJ Engineering，當年透過直接談判拿到一項價值 RM6200 萬的政府道路工程。後來，他本人和公司合共捐了 RM480 萬給土團黨。更加敏感的是，他自己在法庭上說，如果慕尤丁沒有幫助他的公司取得這個工程，他就不會捐這 RM480 萬，而且還用了「membalas budi」這個詞，也就是報答、還人情的意思。

按照他的證詞，2020 年他曾經跟當時身兼首相和土團黨主席的慕尤丁見面，詢問土著承包商取得政府工程的機會。之後他的公司申請 Jana Wibawa 工程，寫信尋求慕尤丁支持。到了 2021 年，公司透過直接談判拿到這項 RM6200 萬的道路工程，再之後，他本人和公司分幾次捐了 RM480 萬給土團黨。他還說，自己原本是按照工程價值的一定比例來考慮捐款，最後捐出去的，大概是整個工程價值的 7% 到 8%。

這裡當然要講清楚，慕尤丁目前還在受審。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控方證人的證詞，不代表法院已經認定慕尤丁有罪，辯方也有權盤問證人，提出完全不同的解釋。最後有沒有構成濫權、洗錢或者其他刑事責任，應該由法院根據全部證據來決定。我今天真正想談的，其實不是替法院判案，而是這宗案件背後一個更熟悉，也更根本的政治現實：為什麼這種事情總是要等到一個政府失去權力之後，我們才開始看到原本看不到的部分？

先不要把 RM6200 萬這種政府工程想像成某個政治人物一句話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送出去。這種規模的項目一定會經過行政程序，KSU 會知道，財務部門會知道，採購單位會知道，會計也一定會知道。有人準備文件，有人簽字，有人付款。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知道，整套行政機器還是可以照常往前走。

答案其實沒有那麼神秘，因為官僚體系不是看不見權力，而是太清楚權力在哪裡。課本會告訴你，公務員是依法行政、保持專業的 permanent government，政治人物只是暫時的政府。可是現實裡，一名高級公務員每天面對的，是真正掌握部門方向、資源、任命、升遷和政治影響力的人。當一個要求來自普通官員，大家可能會先問這樣做合不合理；當同一個要求來自部長、首相署，甚至最高政治領導層，很多人問的問題就會慢慢變成，這件事情要怎樣做，程序上才走得通，才能讓他過關。

這個差別很重要，因為真正成熟的權力運作，往往根本不需要留下一張明確的非法指示。沒有人會愚蠢到在文件上寫：「把這個工程給某家公司，因為我要它捐錢給我的政黨。」真正的做法，是上面先給一個方向，下面的人各自在自己的權限裡，把這個方向變成可以執行的行政決定。到最後，每一個人的簽名單獨拿出來看，都可以解釋得通。財務官可以說自己只是確認預算，採購單位可以說自己只是按照批准的採購方式處理，高級官員也可以說自己已經把專業意見寫進 memo，最後的政治決定不是他做的。

所以很多時候，制度不是完全失靈，而是被權力重新安排了用途。原本應該用來約束政府的程序，慢慢變成協助政府完成決定的程序。表面上文件齊全，會議開過，預算批過，工程也真的做了，但是程序本身未必有能力告訴你，這個決定背後還有沒有另一層政治關係。尤其當整件事情還可以被包裝在一個合理政策框架裡面，例如疫情時期要加快工程、要扶持土著承包商，那麼很多原本值得懷疑的地方，就更加容易被解釋成特殊時期的必要安排。

這裡也不能把責任全部推給公務員。從現實政治來看，一個 KSU 如果還有十年公務生涯，他不可能不知道公開頂撞一個可能繼續執政很多年的政府會有什麼後果。調職、升遷受影響、失去重要位置，這些都是真實成本。所以很多公務員最後會做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把自己的專業意見留下來，程序上把該寫的寫清楚，最後讓政治領導承擔決定。這未必英勇，但很符合官僚體系裡正常人的自保邏輯。

也正因為如此，我一直覺得，把國家的廉潔寄託在某個高級公務員突然變成英雄，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制度如果要靠某一個人犧牲前途去擋住首相或者部長，那不叫制度，只能叫運氣。真正現實的制度設計，從來不是假設所有人都會做對的事，而是先假設所有人都會計算自己的利益，然後再讓這些利益彼此制衡。

而且這種政商關係，本來也不是慕尤丁時代才突然出現。馬來西亞幾十年的政治裡，政府工程、企業利益和政黨資金之間，一直存在非常模糊的界線。馬哈迪第一次執政時期，巫統本身就建立了龐大的商業網絡。當時政府推動私營化，很多大型項目和與巫統關係密切的企業之間，有很深的連結。1987 年，當外界批評主要政黨利用政治權力累積財富時，馬哈迪曾經很直接地回應，大意就是，你可以批評，但誰來支付巫統大廈 RM3.6 億的貸款？

今天再聽這句話，很多人會覺得很刺耳，但它其實很誠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邏輯。政黨要選舉需要錢，企業想拿政府工程，政府又要推動發展。當同一個政黨長期掌權，這幾個本來應該彼此分開的領域，很容易慢慢纏在一起，而且一旦纏得夠久，整個政治體系甚至不再覺得這有什麼奇怪。很多原本應該被質疑的事情，最後會變成一種大家都知道、但是沒有人認為值得大驚小怪的正常運作方式。

到了納吉時代，「政治捐款」又變成馬來西亞人非常熟悉的四個字。當年巨額資金進入首相私人戶口，其中一個主要解釋就是政治捐款。可是後來很多跟 1MDB 有關的銀行文件、資金流和證人證詞，是在 2018 年政權輪替之後，才真正大規模進入司法程序。我不會簡單地說，如果 2018 年沒有換政府，這些事情就永遠不會被查，但是也很難否認，權力一換手，原本被同一套政治結構控制的調查環境就發生了變化。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政權輪替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換上一批比較好的人，而是把權力結構重新洗牌。新政府查舊政府，很多時候當然帶有政治目的，它可能要削弱前朝、打擊對手、證明自己上台有正當性。但是我不認為這削弱了監督的價值，反而正是民主政治現實裡最有用的部分。政治人物本來就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只要他有足夠動機把上一屆政府不想打開的檔案打開，競爭本身就會產生監督。

民主很多時候不是靠一群好人互相信任來維持，而是靠一群有野心、有利益、彼此不信任的人互相提防。今天你掌權，我知道我很難查到你所有東西；五年之後如果我上台，我就有機會翻你的帳。你也知道，今天你控制的部門和檔案，將來未必還在你手上，所以你現在做決定時，多少會想到有一天政治對手可能坐進同一間辦公室，重新看你簽過的文件。這種壓力不高尚，但非常有用。

最近森美蘭州的情況，就很能說明這種現象。上一屆政府在州議會解散前一天批准了一批選區撥款，站在當時政府角度，程序有批，理由也可以解釋成服務選區。可是政府一換人，新政府重新看同一份文件，就會問，州議會都已經解散了，為什麼後面幾個月的錢還要先批出去？同一件事，換一批人坐在桌子的另一邊，問題就完全不一樣。不是因為新政府突然比較有道德，而是它終於有政治利益去追究前政府。

所以很多掌權時看起來合理的事情，真正的問題不一定是當時沒有人看見，而是當時沒有一個有足夠權力、也有足夠利益的人願意追到底。當權力長期集中在同一個政黨或者同一個聯盟手上，這種風險只會越來越高。這跟某一個政黨天生比較邪惡沒有關係，而是權力本身就會改變人的判斷。那句老話，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敗，雖然聽起來老套，但政治上真正值得警惕的就是這一點。

能夠一路競爭、結盟、妥協，最後走到首相、部長、州務大臣那個位置的人，本來就不可能是一張白紙。他一定懂得權力怎樣運作，也一定知道資源如何交換。這不是在罵政治人物，而是在承認政治的現實。所以一個制度如果把希望放在「我們只要選到一個好人，一切就會沒問題」，那本身就已經很幼稚。

今天你喜歡的政治人物，也有他的利益。今天你支持的政黨，也需要資金。今天你相信的改革領袖，一旦長期掌握龐大的政府資源，一樣會面對身邊人的遊說，一樣會有人告訴他，某些做法是為了穩定政府、為了贏下一場選舉、為了完成改革。很多濫權從來不是以「我要做壞事」開始，而是從「這樣做對大局比較有利」開始。

所以談到今天的團結政府，我也不會說它沒有同樣的問題。我們根本不知道，因為它現在還在掌權。也許一年後政權輪替，下一屆政府把今天的檔案重新翻一次，最後什麼都查不到，那很好。也可能到那個時候，我們才發現一些今天看起來很正常的決定，其實還有另一層背景。沒有證據的事情，今天當然不能亂指控，但正因為今天很多東西本來就不可能完全看得到，所以更加不能把希望放在對現任政府的信任上。

真正成熟的政治態度，不是相信「我支持的政府比較乾淨」，而是我可以支持你，同時也希望有一天有人把你查得很徹底。因為一個健康的制度，不應該要求人民相信掌權者，而是要讓掌權者知道，人民根本沒有必要永遠相信他。

所以回到 Jana Wibawa，RM6200 萬工程之後再出現 RM480 萬政黨捐款，到底是政治獻金還是利益交換，最後由法院來判斷。對我來說更加重要的是，如果當年的政府一直沒有失去權力，今天這些證人應該不會站在法庭上，把當年的事情一件一件拿出來拷問檢討。

馬來西亞過去幾十年的政治已經反覆證明一件事，很多原本被權力包住的東西，真正開始被翻出來，往往就是在權力換手之後。這就是為什麼政權輪替不能只被理解成把一個政黨換成另一個政黨，它更重要的作用，是讓掌權者知道自己手上的權力有期限。

今天你批出去的工程，今天簽下的文件，今天覺得沒有人敢追問的決定，有一天都可能落到另外一批同樣有野心、同樣有政治利益、而且非常想查你的人手上。這種人未必比你高尚，但是只要他有能力打開你留下來的檔案，權力就不再是完全封閉的。

只要這個可能性一直存在，權力就永遠還有一點顧忌。對一個政治制度來說，這一點顧忌，往往比期待某一個政治人物永遠保持清白，要可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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