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vanan外劳配额案:一千个名额背后有多大经济利益?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今晚我们来讲——外劳。前人力资源部长 Saravanan,今天正式被控三项贪污罪,涉及的金额加起来大约 RM109.7 万。控方指控,这些钱跟他在 2022 年担任人力资源部长期间,批准一家公司 1,000 个外劳配额有关。
Saravanan 已经否认有罪,所以这宗案件现在才刚刚进入司法程序,我们当然不能先判他有罪。他自己也提出了一套说法,指这宗案件以前曾经被列为没有进一步行动,也质疑为什么现在重新调查,还把这些指控形容成非常荒谬。至于控方手上的证据到底够不够,Saravanan 的辩解最后能不能成立,这些都要交给法庭去审。不过我看到这宗案件之后,真正让我好奇的,其实不是 这白多万本身,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 1,000 个外劳配额,可以变得这么有价值?
很多人听到“外劳配额”,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政府行政名词,好像只是填表格、等批准,再多一个公务流程而已。但如果我们真的去了解马来西亚的外劳制度,你会发现,这张配额背后其实连着一整条非常庞大的利益链。马来西亚现在有超过 200 万名合法活跃外劳,换算下来,大约每八个工作人口里面,就有一个是外劳。你每天去餐厅吃饭、经过建筑工地、看到清洁工、工厂操作员、油棕园工人、保安、家庭帮佣,很多都是外劳。当中最大的一群来自孟加拉,接近四成,再加上印尼和尼泊尔,这三个国家就占了接近八成。
所以我们其实每天都在接触外劳,也每天都在享受他们提供的服务,只是很少人会去想,这些人到底是怎样进来马来西亚的。一家马来西亚公司如果缺 1,000 个工人,不是明天直接飞去孟加拉,找 1,000 个人回来就可以,它必须先经过政府批准,要证明自己真的需要这些人,也要拿到配额。没有配额,后面的招聘、签证、入境,基本上全部都不用走下去。对一家非常缺工的企业来说,这张配额就不是普通文件,因为没有它,工厂可能开不足产能,建筑工程可能拖延,油棕园可能没有人采果,订单接到了也不一定有人生产。换句话说,外劳配额本身就有非常明确的经济价值。
而这张配额的另一端,也有人非常想要,就是那些希望来马来西亚工作的外国劳工。我查过一些孟加拉当地媒体、国际媒体和劳工组织的调查,发现一个很惊人的现象。按照官方制度,孟加拉工人来马来西亚工作的招聘成本,本来应该只是相对有限的一笔费用,但很多工人实际支付的金额,可能高到官方标准的六倍、七倍,甚至八倍。有些工人为了来马来西亚,实际要付到差不多 $5,000-美元!换成马币就是两万多令吉。
两万多令吉,对马来西亚中产家庭来说都不是小钱,更何况是孟加拉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很多人根本没有这笔钱,所以只能借,向亲戚借、向私人贷款借,有些甚至卖地、抵押资产。更加麻烦的是,有些贷款的利息很高,结果这个工人还没有踏进马来西亚,就已经先背了一身债。那他为什么还愿意付?因为在他眼里,马来西亚的一份工作可能代表一家人的希望,他可能觉得,只要能来马来西亚工作几年,月薪比家乡高,辛苦一点,最后还是可以把债还掉,再存一点钱回家。
问题就在这里,这笔两万多令吉到底去了哪里?这就进入外劳招聘最复杂的地方。一个孟加拉工人,可能先接触村里的中间人,中间人再找下一层代理,代理再对接有牌招聘公司,招聘公司再跟马来西亚这边的代理、雇主和行政程序接轨。中间还有体检、签证、机票、保险、文件、系统费用等等。当然,这些环节里有些是真正需要支付的合理成本,但当实际招聘费远远超过官方标准时,中间那个巨大差额去了哪里,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过去孟加拉媒体甚至访问过招聘链里面的中间人,有人直接描述,每一个工人的招聘费里面,可能都有一层又一层的佣金、中介费,甚至是所谓的“打点”。这也是为什么,外劳招聘从来不是单纯的“公司请工人”。孟加拉那一边,有几十万人想出来工作;马来西亚这一边,有大量公司急着找人;而中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谁有能力让这两边接上。
这时候,配额的价值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一个孟加拉工人愿意付两万马币,只为了取得一个来马来西亚工作的机会,那么 1,000 个工人背后,涉及的总资金流就可能达到 RM2,000 万。这里一定要强调,RM2,000 万不代表全部都是非法收入,也不能拿这个数字去推算 Saravanan 案,因为里面包括合法招聘成本、机票、签证、体检等等。但是这个数字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1,000 个外劳配额,绝对不只是一千个名字而已,它背后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价值。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外劳制度这么容易出现所谓的“寻租”。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讲白一点,就是政府手上有一张很值钱的批文,大家不只是拼谁做得最好,也会开始拼谁最有办法拿到那张批文。有人找关系,有人找中间人,有人游说,如果走到非法那一步,就可能变成行贿。所以我们如果只把 Saravanan 的案件理解成“又有一个政治人物被控贪污”,其实会看漏更大的问题。因为就算最后 Saravanan 在法庭上证明自己完全清白,外劳配额这套制度本身所产生的利益诱惑,仍然存在。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源部过去也不只一次出现反贪调查。2017 年 当时来自国阵砂拉越人民党 的 Richard Riot 担任人力资源部长的时候,他的政治秘书曾因为人资部旗下技能发展基金机构大约 RM4,000 万资金案,被反贪会逮捕。Richard Riot 本人后来也被传召录供,但是没有被控。到了 2023 年,换成希盟、行动党的 Sivakumar 担任人力资源部长,他身边至少两名高级助理,又因为外劳招聘和配额相关调查被反贪会扣查,Sivakumar 本人也被传召协助调查,同样没有被控。到了今天,则是 Saravanan 这名前人力资源部长本人,因为外劳配额涉嫌收贿而被正式控上法庭。
所以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并不是 BN 换成 PH,问题就自然消失。Saravanan 是 MIC、BN 的人,Sivakumar 是 DAP、PH 的人,政党不同,但是同一个部门、同一套外劳制度,仍然反复出现利益和反贪问题。这让我们有理由去问,问题是不是不只出在人,而是制度本身就创造了很大的诱惑。
外劳招聘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听过,但未必知道是什么的名字,就是 Bestinet。Bestinet 是一家私人公司,它开发的 FWCMS,也就是外劳集中管理系统,是马来西亚外劳管理流程里一套很重要的系统。很多外劳的申请、资料、入境和招聘流程,都会跟这套系统有关。最近国会议员李健聪就一直追问 Bestinet 和 FWCMS 的问题,包括系统控制权、收费、保险,以及私人公司在外劳招聘流程里到底掌握了多大的权力。
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以前也查过 FWCMS,发现过一些权限控制上的问题,包括曾经有未经授权的使用者可以批准雇主申请。这里大家不要小看“批准雇主申请”这几个字。如果一张批准可以决定一家公司能不能请到几百、几千个工人,那个系统里面谁有权按下批准,本身就是非常敏感的权力。而 Bestinet 最近又提出另一套叫 TURAP 的招聘平台,希望把来源国的招聘程序进一步数码化。支持者说,这样可以减少孟加拉村里那些非法中间人;批评者则担心,会不会只是把原本分散在很多中间人手上的权力,再进一步集中到另一套私人系统里。
所以你把整条流程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孟加拉工人想来马来西亚工作,可能先从自己村里找中间人;马来西亚企业想请人,要先拿配额;中间还有招聘代理、FWCMS、政府部门、签证、体检、保险和入境程序。每多一个关卡,就多一个可以收费或者掌握决定权的位置。这才是今天 Saravanan 案真正值得我们了解的地方。
不过讲到这里,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既然这套制度这么复杂,为什么马来西亚不干脆少用一点外劳?答案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其实已经高度依赖外劳。两百多万名合法外劳里面,大量集中在制造、建筑、服务、种植和农业。企业常常说,本地人不愿意做这些工作,这句话不是完全错,但我觉得更加准确的说法是,本地人不愿意用目前这个薪水和工作条件去做。
很多人说,本地年轻人就是不愿意做建筑工。可是如果一份工作只有 RM1,700,一个星期做六天,风吹日晒,大家当然会想找别的选择。那如果同一份工作不是 RM1,700,而是 RM6,500 呢?RM6,500 换成新币,其实也就是大概 S$2,000 左右。到了那个薪水水平,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人愿意做。所以外劳会形成一个很有趣的循环,企业可以找到相对便宜的外劳,因此没有很大压力提高薪水或者投资自动化;本地人看到薪水低,更加不想做;然后企业又说本地人不要做,我们需要更多外劳。久而久之,马来西亚部分产业就会被锁在一种低薪、低生产力、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模式里。
可是反过来,如果政府明天突然宣布不准再请外劳,也不现实。工厂可能缺人,建筑成本会上升,油棕园没有人采果,餐饮业也会立刻受到影响。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外劳”,而是马来西亚到底需要多少外劳,以及我们要怎么设计一套制度,让外劳补充本地劳动市场,同时又不要让企业永远依赖低薪,也不要让配额、代理、批文和系统变成一门靠关系和中间人赚钱的生意。
其他东南亚国家其实也面对类似问题。新加坡比我们更加依赖外劳,但是它用配额和外劳征费去控制企业,你可以请外劳,但是请得越多,成本也会越高,政府希望企业最终还是有动力提高生产力。泰国也有两百多万外籍劳工,大部分来自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同样集中在建筑、农业、渔业和工厂。泰国同样面对中介、招聘费、非法外劳和债务问题。所以外劳本身并不是马来西亚独有的现象,真正的差别,是一个国家怎么管理。
所以讲到最后,我觉得我们真正要消除的,其实不是外劳,也不是所有中介,更不是合理的招聘成本。真正应该被消除的,是那些只因为掌握配额、批准和渠道,就可以向雇主收一次、向工人再收一次的“过路费”。
而且这些过路费,也不是只有马来西亚这一边在收。孟加拉那边同样有一整条 broker、sub-agent、招聘公司和各种中间人的链条。很多工人在还没有踏出孟加拉之前,就已经一层一层付钱,最后把原本应该只是几千令吉的合理成本,推高到两万令吉,甚至更多。
所以这不是单纯“马来西亚有人抽水”的问题,而是一条跨国利益链。孟加拉那边有人吃一层,马来西亚这边又有人吃一层,中间再加上系统、代理、文件、保险和各种行政环节,最后最需要彼此的两边——雇主和工人——反而都变成弱势。
雇主是真的缺人,工人也是真的需要工作。照理来说,制度应该做的是让这两边更有效率、更透明地接起来,而不是在中间设下一层又一层的门,最后让两边都付出远高于合理成本的代价。
如果今天一个孟加拉工人本来只需要负担合理的文件、体检、机票和行政成本,他就不需要为了来马来西亚工作,先背上几万令吉的债。那他来到这里之后,也不会因为急着还债,而被迫接受一些原本不合理的工作条件。
另一边,如果一个马来西亚雇主本来就愿意多付几千令吉,只为了确保自己真的请得到人,那这笔钱更合理的去向,应该是用在工人的薪水、住宿、保险、培训,或者其他真正改善劳动关系的地方,而不是在孟加拉和马来西亚两边,被一层又一层没有创造相应价值的中间环节抽走。
所以我觉得,外劳制度真正应该回到的初心很简单,就是让需要人的企业找到需要工作的工人。谁提供真正的服务,谁就合理收费;谁只是因为掌握入口、掌握门路、掌握批准权,就可以从两边抽水,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消除的问题。
而如果我们真的要谈改革,我觉得方向也应该很清楚:让配额更透明,让批准更客观,让招聘费更接近真实成本,也让那些现在被中间人抽走的钱,尽量回到真正创造价值的人身上。
今年国庆,我们常常会谈国家进步、制度改革、人民生活。其实一个国家的进步,有时候就藏在这些很不起眼的地方。当制度可以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少付一点代价,让真正创造价值的人多拿一点回报,让权力少一点变成生意,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实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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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李伟康,感谢你的收看,希望马来西亚不只是越来越繁荣,也可以越来越公平、越来越透明,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