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基全拨款被冻结,17万选民竟成政治人质?

今天我们来谈 – 选区拨款。梳邦区国会议员黄基全的选区拨款突然被政府给“冻结”了。很多人可能在新闻上看到这条消息，心里会想，这不就是执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吗？或者是政治人物之间的利益不均？我想说，这绝对不只是黄基全一个人的问题，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一位纳税人的钱，是我们选民的权益，更是马来西亚民主体制是不是在走回头路的重大课题。

我们首先来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黄基全的团队是在今年的5月20日，准备登录一个叫做MyKhas的政府门户网站，去帮选区内的几所学校提交和处理已经批准或者正在申请的选区发展拨款。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整个办公室的登录权限被切断了，系统根本进不去。这个MyKhas网站是由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也就是ICU所管理的，是全马来西亚所有国会议员要帮选区争取小型发展计划、学校维修、社区援助金的唯一合法官方管道。账号被封锁，用大白话来说，就是黄基全作为国会议员，他帮选区争取拨款、处理拨款的权力，在行政上被完全架空了。虽然布城官方在第一时间没有给出任何正式的书面解释，但根据公务员体系内私底下透露的消息，这就是“上头的指示”。更让人震惊的是，短短几天后的5月28日，财政部就发出公函，直接革除了黄基全在大马债务创投公司的主席职位。

这一连串雷厉风行的动作，时间点卡得非常精准，为什么偏偏是黄基全？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把时间线拉回系统被锁的前几天。在5月17日，公正党内部的重臣拉菲兹和聂纳兹米宣布退出公正党，并且接管了一个叫做“同心党”，也就是Bersama的新政党。而黄基全当时不仅出席了他们的政治活动，随后更公开向媒体大方承认，虽然他目前人在公正党，但他已经决定，如果下一届大选他还要出来上阵的话，他将会代表Bersama这个新政党出战。

这番言论在团结政府和公正党高层眼里，无疑是一次公开的“政治叛变”或者预告跳槽。于是，布城的行政反弹在几天内就排山倒海而来。先是切断选区拨款系统，接着撤除政府机构的官职，这就是政治上最典型的清理门户、杀鸡儆猴。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政党要处分不听话的党员，那是他们政党内部的家务事。但是，把选区拨款当作惩罚议员的工具，性质就完全变了。因为这首先打破了现任政府当初给人民的庄严承诺。如果大家记性不差，应该还记得在2022年第15届大选的时候，希盟在他们的竞选宣言《希望蓝图》里面，白纸黑字、大张旗鼓地把“选区拨款平等化”列为政治改革的核心承诺之一。当时希盟批评过去国阵政府的做法，说过去政府只给执政党议员拨款，反对党议员一毛都没有，这是在惩罚反对党选区的选民，是在把纳税人的钱当作政治武器。希盟当时承诺，一旦执政，不论国会议员是来自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政府都将提供朝野平等的选区发展拨款。

可是我们看看今天的现实。安华带领的团结政府上台之后，这项承诺的落实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政府并没有无条件地落实平等拨款，而是向在野党开出了许多条件，要求在野党必须签署政治谅解备忘录、必须申报财产、承诺不操弄敏感课题等等，导致朝野平等拨款的立法工作一直卡关，国盟议员到今天依然拿不到中央的发展拨款。如果说过去政府和在野党之间因为谈判破裂而拿不到拨款，选民勉强还能看作是朝野政治角力，那么这一次黄基全的事件，性质就更恶劣了。黄基全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名义上的执政党后座议员，他只是表达了未来政治动向的可能性，政府就连夜封锁了他的选区拨款账号。这意味着，现有的体制不仅没有走向朝野平等，反而演变成了连自家执政阵营内部有不同声音的人，都要面临被“断粮”的财政惩罚。这跟当年希盟强烈谴责的威权统治有什么两样吗？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这笔钱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有必要来做一个政治科普，让大家知道马来西亚的选区拨款到底有哪些，它又是怎么运作的。在马来西亚，选区拨款主要分为联邦层级，也就是国会议员，以及州层级，也就是州议员。我们今天谈的黄基全被冻结的，是国会议员的选区发展拨款。这笔钱在过去几年，因为国家财政重组和削减赤字的原因，已经被安华政府逐步削减。目前半岛的执政党国会议员，每年大概可以获得170万令吉的拨款。这笔钱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大约有100万令吉是用在选区内的小型发展开销，比如维修当地的华小、淡小、国小的礼堂，修补花园住宅区的小路，或者提升时常淹水的排水系统；另外的70万令吉，则是人民亲善援助金，用来资助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神庙、清真寺、居民协会举办活动，或者是发放紧急援助金给选区内的贫困家庭、单亲妈妈和弱势群体。

这里有一个误解，很多选民以为，这每年170万令吉的拨款，是政府直接开一张支票，把钱汇进国会议员的个人银行户口，或者由议员随便塞给自己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国会议员和他的助理，手是完全碰不到任何现金的。黄基全这次被封锁的MyKhas系统，它本质上是一个“行政报销与审批平台”。正确的流程是这样的：如果梳邦选区内的某所小学礼堂屋顶漏水，需要5万令吉维修，学校的董事会或家教协会就会写信给黄基全的服务中心。议员的团队审核、确认真实性之后，就会把学校的计划书、承建商的报价单，上传到MyKhas系统里面。接着，布城的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或者地方县署的公务员会进行审批，一旦批准了，政府的财政部门是直接把这5万令吉汇给合规的承包商，或者直接拨给学校的官方户口，议员个人是不经手一分钱的。

明白了这个运作流程，我们就能看清这个荒谬的真相：当布城高层决定封锁黄基全的MyKhas账号时，他们在法律上和行政上，惩罚的根本不是黄基全这个人。黄基全的薪水照拿，他的议员津贴一分不少，他个人的生活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被惩罚的，是梳邦选区内正在排队等著拨款维修校舍的学校，是那些等著援助金过日子的贫困家庭，是当地的居委会和慈善团体。梳邦选区有高达17.8万名选民，他们和全马来西亚人一样，每个月都在辛苦工作、在消费、在诚实地向国家纳税。这笔选区拨款，本质上就是来自这些纳税人的血汗钱，是国家财政预算案的一部分，本来就应该点对点地回馈给当地的社区。但是现在，政府却因为一个议员的政治立场、因为他跟高层的派系不和，就一刀切地断掉整个选区的资源，把17万选民当作了政治内斗的人质。

这就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无论经历了多少次政党轮替，无论是谁当首相，“选区拨款武器化”的现象总是屡禁不止？政府把这笔钱当作武器，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首先，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杀鸡儆猴”，为了在阵营内部产生寒蝉效应。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当天出席拉菲兹活动的公正党议员有好几位，但目前只有黄基全一个人因为公开放话而遭殃，其他议员至今保持了微妙的沉默。布城高层就是要透过这种雷厉风行的行政惩罚，向所有执政党后座议员发出最强烈的警告：在昌明大马的体制下，“政党纪律”和“对高层的绝对效忠”是高于民意代表的。谁敢动摇、谁敢心向外人，政府在24小时内就可以让你在选区内弹尽粮绝，甚至剥夺你的官位。这种高压手段，可以极低成本地遏制阵营内的集体跳槽风潮，把所有议员牢牢地捆绑在行政高层的意志之下。

第二，是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中根深蒂固的“大首相、大行政”威权思想。为什么政府一直不愿意把选区拨款立法定下来？为什么各政党在野的时候都高喊拨款平等，在朝的时候就百般推诿？因为一旦选区拨款被白纸黑字写进法律，规定不管你是哪一个党、不管你听不听话，只要你是选民选出来的议员，每年就自动获得固定比例的拨款，那么首相和行政高层就彻底失去了制衡、威胁议员的终极大棒。保留选区拨款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意味着首相署拥有随时可以开关的“财政水龙头”。听话的就开水，不听话的随时关水。这不是真正的民主，这是用公共资源来玩弄权力的分赃政治。

面对这种体制上的倒退，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国会体制的集体失声。在黄基全事件发生至今，除了像“安盛专案”或者净选盟这类的公民社会组织站出来发出强烈谴责，批评政府用选区拨款当政治武器是在惩罚选民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现任的国会议员，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敢在媒体上高调地帮黄基全讲一句公道话。同阵营的议员为了自保选择集体噤声，在野党的议员则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冷眼旁观。当一个国家的民意代表，因为害怕失去资源而选择在体制公器私用的时候保持沉默，那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无疑是亮起了红灯。

这件事情也给了我们全体选民一个巨大的启示，那就是我们不能再把“选区拨款”看作是政府对人民的恩赐。很多选民常常有一种顺民的思想，觉得执政党给我们拨款，我们就要感恩戴德；不给反对党拨款，也是理所当然。这种思想不改变，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被政治人物摆布的命运。我们必须大声地告诉政府：选区拨款不是执政党赢了选举拿来分赃的战利品，更不是首相用来清理门户的私人行刑队。每一分钱，都是我们纳税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交上去的税金，它理所当然应该回馈到我们孩子的学校、我们每天进出的马路和我们的社区建设中。

民主的进步，从来不是靠政治人物的自律，而是靠选民的觉醒和对体制改革的坚持。选区拨款不能再成为政治绑架的工具，这笔属于人民的钱，必须尽快在法律的框架下，清清白白地还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