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迪阿旺稱最壞穆斯林也比非穆斯林公義：宗教恐懼如何成為選舉武器？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我們來談伊斯蘭黨主席哈迪阿旺，在馬六甲州選投票前夕，發表的一番非常有爭議的言論。哈迪說，Sejahat-jahat orang Islam, seburuk-buruk orang Islam memerintah negara, mereka tidak sezalim orang bukan Islam。

翻譯成中文就是，即使是最壞、最差的穆斯林來治理國家，也不會像非穆斯林那麼殘暴、那麼不公義。

這番話是昨天晚上，哈迪在馬六甲武吉卡迪（Bukit Katil），國陣和國盟聯合舉辦的競選壓軸活動上說的。當時現場有超過一千名支持者，出席的還包括馬華總會長魏家祥、民政黨主席劉華才，以及其他盟黨領袖。哈迪當時正在提醒穆斯林，投票不只是政治責任，還涉及宗教上的罪過和功德。他認為，如果穆斯林不出來投票，就可能讓其他人掌權，然後就說出了這句話。

哈迪沒有清楚說明，他所指的非穆斯林比較殘暴，究竟是在講歷史上的殖民者，還是在講今天的政治人物。但無論他指的是哪一個時代，這個說法都有問題。因為他等於事先認定，一個人的宗教身份，比他的實際行為更加重要。

如果是講歷史，我們當然可以討論葡萄牙、荷蘭和英國殖民馬六甲時，對當地人民造成的剝削和壓迫。但殖民者的暴行，涉及的是權力、利益和殖民制度，不能簡單歸咎於宗教身份。

歷史上同樣有穆斯林統治者犯下嚴重暴行。例如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海珊，他的政權曾經對庫爾德人使用化學武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所以歷史早已告訴我們，殘暴不是某個宗教的專利，公義也不是某個宗教的特權。一個人掌握龐大的權力，又缺乏有效監督，無論信奉甚麼宗教，都可能走向貪腐、濫權，甚至專制。

更有意思的是，《古蘭經》第五章第八節，要求信徒秉持公正，不應該因為對某個群體的敵意而偏離公義。既然如此，評價一個領袖，理應看他的行為、能力和治理成績，而不是單憑宗教身份作出判斷。

不過，今天我真正想討論的，還不是哈迪對歷史的理解，而是他為甚麼選擇在這個時候，公開講出這種話。哈迪已經從政幾十年，擔任過州務大臣，也領導伊斯蘭黨那麼多年。以他的政治經驗，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預見，這番話會引起非穆斯林社會的反感。

但從政治計算來看，一個很有可能的解釋，就是他認為這番話帶來的政治收益，大過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大家不要忘記，明天就是馬六甲州選投票日。現在國陣和國盟合作，巫統和伊斯蘭黨站在同一個競選舞台上。

對伊斯蘭黨來說，在這種合作關係中保持自己鮮明的宗教政治定位，是一項重要的政治考量。而這種強烈的宗教語言，恰恰可能發揮這種作用。

對於已經認同這套政治論述的支持者來說，這番話可能不會讓他們反感，反而會強化他們對伊斯蘭黨的認同。至於那些原本就反對哈迪的人，即使再憤怒，也未必會影響他的基本盤。

所以，爭議對政治人物來說，不一定是需要避免的東西。有時候，爭議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資產。這就是政治學所討論的恐懼動員，Fear-based Mobilisation。要說服人民支持一個政黨，最困難的工作，是提出能夠接受檢驗的政策。比如同心黨那樣，因為你要解釋怎樣改善經濟、控制物價、創造工作機會，還要交代政策如何執行，以及需要多少公共資源。但是，如果政治人物選擇利用群體之間的恐懼，動員方式就簡單得多。

只需要把世界分成兩種人，一種是我們自己人，另外一種是他們。然後暗示對方更加危險、更加殘暴，一旦由他們掌權，我們就可能受到威脅。這樣一來，選民考慮的可能不再只是候選人的能力、誠信和治理成績，而是開始擔心，如果不支持自己這邊的人，另一邊就可能掌權。

這種政治語言不是伊斯蘭黨獨有的。不同宗教、不同種族、不同政治陣營，都可能使用類似的方式。而它之所以在馬來西亞講了那麼多年，始終還有市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普通人對自己的生活缺乏安全感。

大家每天辛辛苦苦工作，薪水增加得慢，物價卻不斷上漲。孩子畢業之後能不能找到好工作，退休後的積蓄夠不夠用，這些都是普通家庭面對的現實問題。

當一個人努力了那麼多年，卻發現生活沒有明顯改善，他就可能慢慢失去對未來的信心。政治心理學有一套理論，叫做不確定性身份理論。簡單來說，當一個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不確定時，他可能會更加依賴能夠提供歸屬感的群體。而宗教和種族身份，恰恰可以提供這種歸屬感。因為工作可能失去，收入可能減少，但是至少還有一個熟悉的群體，讓你覺得有人和你站在一起。

這本來是沒有問題的。真正的問題，是政治人物一旦把這種歸屬感，轉化成對其他群體的恐懼，就可能把人民原本對生活的不滿，變成群體之間的對立。

你的日子不好過，本來應該要求政府改善經濟、解決民生問題。可是現在有人告訴你，真正需要擔心的，是另外一個宗教、另外一個種族的人可能掌權。結果，人民原本應該向政府追究的責任，就可能被轉移到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

而馬來西亞的身份政治，已經存在了幾十年。從獨立開始，巫統、馬華、國大黨等政黨，就以不同族群的代表性作為政治組織的重要基礎。即使後來經歷政黨輪替，宗教和種族身份，依然深刻影響政治討論。

根據默迪卡民調中心今年公布的一項全國調查，73%的受訪選民認為，馬來西亞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經濟。換句話說，當你問人民最需要解決甚麼問題，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生活。可是到了選舉期間，我們卻仍然經常聽到宗教、種族，以及不同群體之間威脅的論述。

人民最關心的問題，和政治人物選擇用來動員支持者的議題，未必是同一回事。

這種身份政治長期發展下去，還可能削弱民主制度的問責能力。因為當選民相信，即使自己支持的領袖做得不好，另一個群體掌權仍然更加危險，他就可能繼續容忍自己人的問題。

久而久之，政治人物不一定需要努力證明自己有多好，只需要不斷提醒支持者，另一邊的人可能更加危險。

講到這裡，我還想作一個預言。接下來，行動黨和希盟的一些支持者，恐怕又有得忙了。因為哈迪講這番話的時候，魏家祥和劉華才剛好也在同一個活動現場。我已經可以想像，接下來網路上可能又有人開始點名。

魏家祥，你在哪裡？劉華才，你睡醒了沒有？哈迪講到非穆斯林比最壞的穆斯林還要殘暴，你們到底有沒有聽到？

最好再把兩個人的照片圈起來，配上幾個大字：你們怎麼不敢出聲？當然啦，要求他們交代，完全合理。尤其馬華和民政黨，長期以來都強調自己能夠在政治聯盟中代表非穆斯林的聲音。

可是馬來西亞的政治，有時候真的很像一場大型捉迷藏。對手的盟友講錯話，大家馬上變成福爾摩斯，開始找人、找照片、找證據，連人家當時坐在第幾排、臉上有沒有笑容，都可以拿來分析。但是如果輪到自己陣營的盟友講出爭議言論，有些人就開始講政治現實了。要顧全大局啦，要理解聯盟政治啦，不能因為一句話就破壞合作啦。

我發現，馬來西亞政治有一種非常神奇的翻譯功能。同一句話，對手講的，叫極端；自己盟友講的，就叫政治現實。

對手不出聲，叫沒有骨氣；自己人不出聲，叫保持政治智慧。

對手跟有爭議的政黨合作，叫出賣原則；自己人跟有爭議的政黨合作，叫為了國家穩定。所以我很歡迎大家去問魏家祥，也很歡迎大家去問劉華才。但是問完之後，也不要把這套標準收起來。下一次自己陣營的盟友講出類似的話，記得同樣拿出來用。

否則，我們反對的可能根本不是極端言論，而只是極端言論出自哪一個政黨。

不過，今天這件事，還有另一個問題值得討論，那就是我們的《1948年煽動法令》。

先講清楚我的立場，我一直反對這條法令，也支持廢除它。因為這是一條殖民時代留下來的法律，對煽動傾向的定義過於廣泛，很容易被掌權者用來壓制不同聲音。

但是，這條法律直到今天仍然存在，那麼我們至少有理由要求政府解釋，這種言論在現行法律下，究竟是如何被評價的。

我想做一個思想實驗。假設今天講這番話的，不是伊斯蘭黨主席，而是一名普通的非穆斯林。他站在公開舞台上說，即使最壞的非穆斯林，也不會像穆斯林那麼殘暴。

我相信，這同樣很可能引起強烈爭議，甚至有人報警，要求政府採取行動。現在只是把說話的方向反過來，法律上的標準，就不應該有所不同。

最後，我想說，哈迪這番話的影響，未必在於它能夠直接改變多少張選票，而是再次把一種政治論述帶到公開的選舉舞台上。

那就是，即使最壞的自己人，也比其他群體的人更好。我一直認為，一個國家要真正進步，靠的不是比較哪個宗教的歷史比較清白，也不是寄望哪一個種族的領袖天生比較善良。

我們需要建立的，是一套無論誰掌權，都不能隨意作惡的制度。獨立司法、有效的國會監督、新聞自由，以及有能力監督政府的公民社會，才是人民權益更可靠的保障。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有幫助，請訂閱，按讚和分享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議題。我是李偉康。感謝你的收看，祝你週末愉快，祝馬六甲的選民明天投票順利，我們下個影片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