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迪阿旺称最坏穆斯林也比非穆斯林公义：宗教恐惧如何成为选举武器？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今天我们来谈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马六甲州选投票前夕，发表的一番非常有争议的言论。哈迪说，Sejahat-jahat orang Islam, seburuk-buruk orang Islam memerintah negara, mereka tidak sezalim orang bukan Islam。

翻译成中文就是，即使是最坏、最差的穆斯林来治理国家，也不会像非穆斯林那么残暴、那么不公义。

这番话是昨天晚上，哈迪在马六甲武吉卡迪（Bukit Katil），国阵和国盟联合举办的竞选压轴活动上说的。当时现场有超过一千名支持者，出席的还包括马华总会长魏家祥、民政党主席刘华才，以及其他盟党领袖。哈迪当时正在提醒穆斯林，投票不只是政治责任，还涉及宗教上的罪过和功德。他认为，如果穆斯林不出来投票，就可能让其他人掌权，然后就说出了这句话。

哈迪没有清楚说明，他所指的非穆斯林比较残暴，究竟是在讲历史上的殖民者，还是在讲今天的政治人物。但无论他指的是哪一个时代，这个说法都有问题。因为他等于事先认定，一个人的宗教身份，比他的实际行为更加重要。

如果是讲历史，我们当然可以讨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马六甲时，对当地人民造成的剥削和压迫。但殖民者的暴行，涉及的是权力、利益和殖民制度，不能简单归咎于宗教身份。

历史上同样有穆斯林统治者犯下严重暴行。例如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他的政权曾经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所以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残暴不是某个宗教的专利，公义也不是某个宗教的特权。一个人掌握庞大的权力，又缺乏有效监督，无论信奉什么宗教，都可能走向贪腐、滥权，甚至专制。

更有意思的是，《古兰经》第五章第八节，要求信徒秉持公正，不应该因为对某个群体的敌意而偏离公义。既然如此，评价一个领袖，理应看他的行为、能力和治理成绩，而不是单凭宗教身份作出判断。

不过，今天我真正想讨论的，还不是哈迪对历史的理解，而是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开讲出这种话。哈迪已经从政几十年，担任过州务大臣，也领导伊斯兰党那么多年。以他的政治经验，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预见，这番话会引起非穆斯林社会的反感。

但从政治计算来看，一个很有可能的解释，就是他认为这番话带来的政治收益，大过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大家不要忘记，明天就是马六甲州选投票日。现在国阵和国盟合作，巫统和伊斯兰党站在同一个竞选舞台上。

对伊斯兰党来说，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保持自己鲜明的宗教政治定位，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考量。而这种强烈的宗教语言，恰恰可能发挥这种作用。

对于已经认同这套政治论述的支持者来说，这番话可能不会让他们反感，反而会强化他们对伊斯兰党的认同。至于那些原本就反对哈迪的人，即使再愤怒，也未必会影响他的基本盘。

所以，争议对政治人物来说，不一定是需要避免的东西。有时候，争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产。这就是政治学所讨论的恐惧动员，Fear-based Mobilisation。要说服人民支持一个政党，最困难的工作，是提出能够接受检验的政策。比如同心党那样，因为你要解释怎样改善经济、控制物价、创造工作机会，还要交代政策如何执行，以及需要多少公共资源。但是，如果政治人物选择利用群体之间的恐惧，动员方式就简单得多。

只需要把世界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我们自己人，另外一种是他们。然后暗示对方更加危险、更加残暴，一旦由他们掌权，我们就可能受到威胁。这样一来，选民考虑的可能不再只是候选人的能力、诚信和治理成绩，而是开始担心，如果不支持自己这边的人，另一边就可能掌权。

这种政治语言不是伊斯兰党独有的。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政治阵营，都可能使用类似的方式。而它之所以在马来西亚讲了那么多年，始终还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缺乏安全感。

大家每天辛辛苦苦工作，薪水增加得慢，物价却不断上涨。孩子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退休后的积蓄够不够用，这些都是普通家庭面对的现实问题。

当一个人努力了那么多年，却发现生活没有明显改善，他就可能慢慢失去对未来的信心。政治心理学有一套理论，叫做不确定性身份理论。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确定时，他可能会更加依赖能够提供归属感的群体。而宗教和种族身份，恰恰可以提供这种归属感。因为工作可能失去，收入可能减少，但是至少还有一个熟悉的群体，让你觉得有人和你站在一起。

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问题，是政治人物一旦把这种归属感，转化成对其他群体的恐惧，就可能把人民原本对生活的不满，变成群体之间的对立。

你的日子不好过，本来应该要求政府改善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可是现在有人告诉你，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另外一个宗教、另外一个种族的人可能掌权。结果，人民原本应该向政府追究的责任，就可能被转移到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

而马来西亚的身份政治，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从独立开始，巫统、马华、国大党等政党，就以不同族群的代表性作为政治组织的重要基础。即使后来经历政党轮替，宗教和种族身份，依然深刻影响政治讨论。

根据默迪卡民调中心今年公布的一项全国调查，73%的受访选民认为，马来西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经济。换句话说，当你问人民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生活。可是到了选举期间，我们却仍然经常听到宗教、种族，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威胁的论述。

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和政治人物选择用来动员支持者的议题，未必是同一回事。

这种身份政治长期发展下去，还可能削弱民主制度的问责能力。因为当选民相信，即使自己支持的领袖做得不好，另一个群体掌权仍然更加危险，他就可能继续容忍自己人的问题。

久而久之，政治人物不一定需要努力证明自己有多好，只需要不断提醒支持者，另一边的人可能更加危险。

讲到这里，我还想作一个预言。接下来，行动党和希盟的一些支持者，恐怕又有得忙了。因为哈迪讲这番话的时候，魏家祥和刘华才刚好也在同一个活动现场。我已经可以想像，接下来网络上可能又有人开始点名。

魏家祥，你在哪里？刘华才，你睡醒了没有？哈迪讲到非穆斯林比最坏的穆斯林还要残暴，你们到底有没有听到？

最好再把两个人的照片圈起来，配上几个大字：你们怎么不敢出声？当然啦，要求他们交代，完全合理。尤其马华和民政党，长期以来都强调自己能够在政治联盟中代表非穆斯林的声音。

可是马来西亚的政治，有时候真的很像一场大型捉迷藏。对手的盟友讲错话，大家马上变成福尔摩斯，开始找人、找照片、找证据，连人家当时坐在第几排、脸上有没有笑容，都可以拿来分析。但是如果轮到自己阵营的盟友讲出争议言论，有些人就开始讲政治现实了。要顾全大局啦，要理解联盟政治啦，不能因为一句话就破坏合作啦。

我发现，马来西亚政治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翻译功能。同一句话，对手讲的，叫极端；自己盟友讲的，就叫政治现实。

对手不出声，叫没有骨气；自己人不出声，叫保持政治智慧。

对手跟有争议的政党合作，叫出卖原则；自己人跟有争议的政党合作，叫为了国家稳定。所以我很欢迎大家去问魏家祥，也很欢迎大家去问刘华才。但是问完之后，也不要把这套标准收起来。下一次自己阵营的盟友讲出类似的话，记得同样拿出来用。

否则，我们反对的可能根本不是极端言论，而只是极端言论出自哪一个政党。

不过，今天这件事，还有另一个问题值得讨论，那就是我们的《1948年煽动法令》。

先讲清楚我的立场，我一直反对这条法令，也支持废除它。因为这是一条殖民时代留下来的法律，对煽动倾向的定义过于广泛，很容易被掌权者用来压制不同声音。

但是，这条法律直到今天仍然存在，那么我们至少有理由要求政府解释，这种言论在现行法律下，究竟是如何被评价的。

我想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今天讲这番话的，不是伊斯兰党主席，而是一名普通的非穆斯林。他站在公开舞台上说，即使最坏的非穆斯林，也不会像穆斯林那么残暴。

我相信，这同样很可能引起强烈争议，甚至有人报警，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现在只是把说话的方向反过来，法律上的标准，就不应该有所不同。

最后，我想说，哈迪这番话的影响，未必在于它能够直接改变多少张选票，而是再次把一种政治论述带到公开的选举舞台上。

那就是，即使最坏的自己人，也比其他群体的人更好。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要真正进步，靠的不是比较哪个宗教的历史比较清白，也不是寄望哪一个种族的领袖天生比较善良。

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套无论谁掌权，都不能随意作恶的制度。独立司法、有效的国会监督、新闻自由，以及有能力监督政府的公民社会，才是人民权益更可靠的保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请订阅，按赞和分享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议题。我是李伟康。感谢你的收看，祝你周末愉快，祝马六甲的选民明天投票顺利，我们下个影片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