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健城TikTok再被限流,社媒是公民社会的解药还是毒药

今大家好，我是李伟康， 今天我们来谈 – 社交媒体。上个星期六Albert 刁健城的 TikTok 帐号又被区域封锁和限流，甚至逼得他亲自跑到TikTok总部去静坐抗议，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但我们都忽视的课题：那就是社交网络在现代公民社会、政治、以及媒体当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又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很多人看到这类新闻，第一反应可能觉得这只是Albert Tei跟政府之间的恩怨，或者只是刁健城自己违反了平台的某些守则，自作自受。但是，如果你也是个天天刷手机、在网上关心国家大事、甚至发表意见的普通网民，那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这绝对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新闻，这是一个涉及国家权力、平台审查以及我们每个人言论自由的重大公民课题。

我们首先要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社交媒体，到底是不是属于公共媒体？在过去，公民社会要凝聚共识、监督政府，靠的是传统的公共媒体，比如电视台、报章，或者是实体的公共广场，比如我们的独立广场。在那个时代，话语权是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和媒体大亨手里。但是当社交媒体，尤其是短影音平台兴起之后，整个社会的话语权被重新洗牌了。现在只要你有一支手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对社会议题发表看法。社交媒体实质上已经变成了现代人的数位广场。

你看现在，连我们的首相、各个政府部会、甚至政府的发言人，发布重大的国家政策，很多时候不是先召开正式的新闻发布会，而是第一时间发在 Facebook、X 或者 TikTok 上。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公义的事，人民去实体广场静坐可能没人理会，但在短影音平台发个影片，可能几个小时就能引发全国关注，甚至逼使政府修改政策。这证明在社会功能上，社交媒体已经全面绑架了现代公民社会的运作，它就是不折不扣的公共媒体、公共基础设施。

但是，在法律定义上，它却是一个纯粹的私人企业。这就是今天所有乱象和矛盾的根源。我们以为自己站在民主、自由的公共广场上高谈阔论，其实我们只是在别人的私人商场里寄人篱下。你进去一家购物中心，你在里面发表政治言论，商场老板看你不顺眼，叫保安把你赶出去，这在法律上是不犯法的，因为那是他的私人产业。社交媒体也是一样，他们用几百页没有人会仔细阅读的用户条款，赋予了自己无上的权力。只要它高兴，它可以随时判定你违规，对你实施区域封锁或者限流。

这就带来了巨大的矛盾。一个控制了全人类公共言论、政治走向和资讯传播的超级怪兽，它的管理权居然掌握在几家跨国科技公司的董事会，以及一堆完全不透明的电脑算法手里。更可怕的是，这种私企的权力，在面对政治角力时，往往会变成一柄最锋利的“隐形杀人刀”。

当我们看到一个拥有百万流量影片的创作者比如 Albert Tei 被限流时，我们必须看清背后的逻辑。如果社交媒体的商业本质只是为了让用户成瘾、为了赚取广告费和流量，那么平台是发疯了才会去限流一个能带来百万点阅的吸金帐号。赚钱不好吗？为什么要跟流量过不去？这就证明了，在纯粹的商业利益背后，往往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施加政治压力。

这只手可能是政府的行政体制，也可能是各种政治力量。他们透过不透明的举报、内部的协商，甚至是行政指令，要求平台配合。这在政治上是一把最完美的双刃剑。对于公民或反对阵营来说，社媒原本是绕过主流媒体审查、揭露弊案的利器；但对于执政当局来说，这里也是社会动员和舆论失控的温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平台往往会选择向掌握行政权力的执政者妥协。

这时，我们公民社会就会产生一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监管悖论。我们因为害怕这只无形的手在暗中操弄、害怕平台的黑箱作业，于是我们开始呼吁，政府应该立法去管制这些科技巨头，强制要求它们遵循公共性，不能随意对公民进行数位处决，必须提高算法的透明度。

这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但我们往往忽略了最致命的矛盾：你想找猎人来管这只狼，但猎人手里也拿着枪。立法的人本身就是政治赛局里的玩家，政府既是公共秩序的维护者，但同时也是被人民舆论监督的对象。当你赋予政府无上的权力去制约社交媒体时，你猜政府最想管的，到底是网络诈骗，还是那些批评政府、揭露弊案的声音？

这不是凭空想像的预言，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正在面对的现实。当政府开始落实社交媒体执照化政策，规定拥有超过八百万用户的平台都必须申请执照、在本地委任代表时，支持的人觉得这能让外国科技巨头服从本地法律，保护网民安全。但反对的人、包括很多创作者，看见的是背后冷冰冰的威权化担忧。当平台的生杀大权、吊销执照的权力掌握在通讯部或 MCMC 手中时，平台为了保住在马来西亚赚钱的饭碗，它只会比以前更听话。以前政府要限流某个异见人士，幕后还要偷偷摸摸在背后施加无形的压力；以后政府可能只需要咳嗽一声，平台为了执照，自己就会动手把所有反对的声音抹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我们本想招猎人来看管狼，结果发现狼和猎人最后坐在一起分赃。如果我们分不清公共化和政府化的区别，我们终究只是从私企算法的奴隶，变成了政治权力的奴隶。

大家不要觉得这幕后只是小国网红才会面对的困境。还记不记得当年美国总统川普的案例？在国会山庄骚乱事件后，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主流平台在几天之内，集体、同步封杀了当时还在任的美国总统。那可是世界上权力最大、掌握著核武密码、同时有着美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在任总统。但在社交网络上，科技巨头的几位行政总裁联手，就可以在几秒钟内让他在数位世界里彻底失声。连美国总统都逃不过这种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庭审判、没有正当法律程序下的数位死刑，我们这些在马来西亚为民发声的普通公民，又凭什么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如果一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犯了法，他应该是由独立的司法机关、由法庭根据法律，经过公开的辩论和审判来决定有没有罪。但在现代的网络世界里，平台和背后的政治施压者自己制定规则、自己执行规则、自己当法官。这种权力的过度集中与不透明，才是整个公民社会最该感到恐惧的事。

既然看清了这个结构性的体制漏洞，那么长远来说，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脱离这种依赖？我们难道只能一边骂着平台限流、一边又只能乖乖地把二十四小时的身心灵奉献给它的算法吗？

长远的解决方案，必须是从技术、商业模式以及我们每个人公民意识的集体觉醒，来打一场数位突围战。

首先在技术和营运策略上，我们必须打破中心化平台的垄断。作为内容创作者，也作为一个做了二十年网站的工程师，康哥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最衷心的建议，那就是在自媒体的经营上，我们必须学会“分散投资”，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政治和资本的篮子里。

我们要建立起多点布局的阵地。今天开始，我们的影片不只发在 TikTok，还要同步发布到 YouTube、Facebook、X，甚至是 Telegram。平台只是我们借来的喇叭，主流平台说限流就限流，但如果我们同时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网站、自己的电子报（Newsletter）、自己的 WhatsApp 和 Discord 社群，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大平台是外面的大广场，风大雨大，而电子报、WhatsApp 和 Discord 群组就是我们自己的数字客栈。进来的都是铁杆核心粉丝。当你在主流平台上看到我被限流了、突然找不到康哥了，不用慌，打开你的 Email、点进我的网。有了这群核心用户，就算哪天大广场的帐号全被抹杀，只要在客栈里登高一呼，大家立刻就能帮你把新帐号的火种重新点燃。

不能忘记的还有Podcast 播客生态，因为音频 RSS 是开放的，平台只是播放器而不是房东，单一平台下架你，观众换一个 App 就能继续听。

最后，在商业模式和监管上，我们需要的公共性，绝对不能直接让渡给政府的行政权力。我们必须推动监管的独立化与司法化。如果未来要对网络进行监管，必须成立一个独立于执政党、包含反对党、公民社会代表、法律专家和媒体人的网络监管委员会。更重要的是，任何平台如果要长期封锁或限流一个公民的帐号，不能由算法或官员私下决定，必须提出公开证据，交由专门的网络法庭进行听证会。没有法官的判决书，谁都不能私自剥夺一个人的数位发声权。

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在于我们观众和公民本身。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数位主权与分布式抗体。我们要意识到，算法天天喂养给我们的短影音世界，只是它想让我们看到的楚门的世界。我们需要培养跨平台、跨媒介寻找一手资讯的习惯。当公民社会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当一个理性的声音在 A 平台被封锁时，我们每个人在 B 平台、在通讯软件里的自主转发，就能变成备用的放大器。当人肉转发的速度和广度超越算法的封锁时，黑箱审查自然就会失效。

兄弟姐妹们，这场数位突围战，路很长，也很痛苦。它不只是为了我个人，或者某一个特定网红的帐号，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我们下一代，还能不能在这个网络世界里，自由、尊严地说出一句真心话。我们不能一边期待自由，一边又当算法和权力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