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健城TikTok再被限流,社媒是公民社會的解藥還是毒藥

今大家好,我是李偉康, 今天我們來談 – 社交媒體。上個星期六Albert 刁健城的 TikTok 帳號又被區域封鎖和限流,甚至逼得他親自跑到TikTok總部去靜坐抗議,今天我們來討論這個影響我們每一個人,但我們都忽視的課題:那就是社交網路在現代公民社會、政治、以及媒體當中,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而我們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又面臨著怎樣的危機?
很多人看到這類新聞,第一反應可能覺得這只是Albert Tei跟政府之間的恩怨,或者只是刁健城自己違反了平台的某些守則,自作自受。但是,如果你也是個天天刷手機、在網上關心國家大事、甚至發表意見的普通網民,那我必須嚴肅地告訴你,這絕對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新聞,這是一個涉及國家權力、平台審查以及我們每個人言論自由的重大公民課題。
我們首先要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社交媒體,到底是不是屬於公共媒體?在過去,公民社會要凝聚共識、監督政府,靠的是傳統的公共媒體,比如電視台、報章,或者是實體的公共廣場,比如我們的獨立廣場。在那個時代,話語權是掌握在少數政治精英和媒體大亨手裡。但是當社交媒體,尤其是短影音平台興起之後,整個社會的話語權被重新洗牌了。現在只要你有一支手機,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一個自媒體,每個人都可以對社會議題發表看法。社交媒體實質上已經變成了現代人的數位廣場。
你看現在,連我們的首相、各個政府部會、甚至政府的發言人,發布重大的國家政策,很多時候不是先召開正式的新聞發布會,而是第一時間發在 Facebook、X 或者 TikTok 上。如果發生了什麼不公義的事,人民去實體廣場靜坐可能沒人理會,但在短影音平台發個影片,可能幾個小時就能引發全國關注,甚至逼使政府修改政策。這證明在社會功能上,社交媒體已經全面綁架了現代公民社會的運作,它就是不折不扣的公共媒體、公共基礎設施。
但是,在法律定義上,它卻是一個純粹的私人企業。這就是今天所有亂象和矛盾的根源。我們以為自己站在民主、自由的公共廣場上高談闊論,其實我們只是在別人的私人商場裡寄人籬下。你進去一家購物中心,你在裡面發表政治言論,商場老闆看你不順眼,叫保安把你趕出去,這在法律上是不犯法的,因為那是他的私人產業。社交媒體也是一樣,他們用幾百頁沒有人會仔細閱讀的用戶條款,賦予了自己無上的權力。只要它高興,它可以隨時判定你違規,對你實施區域封鎖或者限流。
這就帶來了巨大的矛盾。一個控制了全人類公共言論、政治走向和資訊傳播的超級怪獸,它的管理權居然掌握在幾家跨國科技公司的董事會,以及一堆完全不透明的電腦演演算法手裡。更可怕的是,這種私企的權力,在面對政治角力時,往往會變成一柄最鋒利的「隱形殺人刀」。
當我們看到一個擁有百萬流量影片的創作者比如 Albert Tei 被限流時,我們必須看清背後的邏輯。如果社交媒體的商業本質只是為了讓用戶成癮、為了賺取廣告費和流量,那麼平台是發瘋了才會去限流一個能帶來百萬點閱的吸金帳號。賺錢不好嗎?為什麼要跟流量過不去?這就證明了,在純粹的商業利益背後,往往有一隻無形的手在施加政治壓力。
這隻手可能是政府的行政體制,也可能是各種政治力量。他們透過不透明的舉報、內部的協商,甚至是行政指令,要求平台配合。這在政治上是一把最完美的雙刃劍。對於公民或反對陣營來說,社媒原本是繞過主流媒體審查、揭露弊案的利器;但對於執政當局來說,這裡也是社會動員和輿論失控的溫床。當兩者發生衝突時,平台往往會選擇向掌握行政權力的執政者妥協。
這時,我們公民社會就會產生一種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監管悖論。我們因為害怕這隻無形的手在暗中操弄、害怕平台的黑箱作業,於是我們開始呼籲,政府應該立法去管制這些科技巨頭,強制要求它們遵循公共性,不能隨意對公民進行數位處決,必須提高演演算法的透明度。
這聽起來很合理,對不對?但我們往往忽略了最致命的矛盾:你想找獵人來管這隻狼,但獵人手裡也拿著槍。立法的人本身就是政治賽局裡的玩家,政府既是公共秩序的維護者,但同時也是被人民輿論監督的對象。當你賦予政府無上的權力去制約社交媒體時,你猜政府最想管的,到底是網路詐騙,還是那些批評政府、揭露弊案的聲音?
這不是憑空想像的預言,這就是我們馬來西亞正在面對的現實。當政府開始落實社交媒體執照化政策,規定擁有超過八百萬用戶的平台都必須申請執照、在本地委任代表時,支持的人覺得這能讓外國科技巨頭服從本地法律,保護網民安全。但反對的人、包括很多創作者,看見的是背後冷冰冰的威權化擔憂。當平台的生殺大權、吊銷執照的權力掌握在通訊部或 MCMC 手中時,平台為了保住在馬來西亞賺錢的飯碗,它只會比以前更聽話。以前政府要限流某個異見人士,幕後還要偷偷摸摸在背後施加無形的壓力;以後政府可能只需要咳嗽一聲,平台為了執照,自己就會動手把所有反對的聲音抹得乾乾淨淨。
這就是最諷刺的地方:我們本想招獵人來看管狼,結果發現狼和獵人最後坐在一起分贓。如果我們分不清公共化和政府化的區別,我們終究只是從私企演演算法的奴隸,變成了政治權力的奴隸。
大家不要覺得這幕後只是小國網紅才會面對的困境。還記不記得當年美國總統川普的案例?在國會山莊騷亂事件後,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主流平台在幾天之內,集體、同步封殺了當時還在任的美國總統。那可是世界上權力最大、掌握著核武密碼、同時有著美國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在任總統。但在社交網路上,科技巨頭的幾位行政總裁聯手,就可以在幾秒鐘內讓他在數位世界裡徹底失聲。連美國總統都逃不過這種在沒有經過任何法庭審判、沒有正當法律程序下的數位死刑,我們這些在馬來西亞為民發聲的普通公民,又憑什麼覺得自己是安全的?
如果一個人在現實社會中犯了法,他應該是由獨立的司法機關、由法庭根據法律,經過公開的辯論和審判來決定有沒有罪。但在現代的網路世界裡,平台和背後的政治施壓者自己制定規則、自己執行規則、自己當法官。這種權力的過度集中與不透明,才是整個公民社會最該感到恐懼的事。
既然看清了這個結構性的體制漏洞,那麼長遠來說,我們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脫離這種依賴?我們難道只能一邊罵著平台限流、一邊又只能乖乖地把二十四小時的身心靈奉獻給它的演演算法嗎?
長遠的解決方案,必須是從技術、商業模式以及我們每個人公民意識的集體覺醒,來打一場數位突圍戰。
首先在技術和營運策略上,我們必須打破中心化平台的壟斷。作為內容創作者,也作為一個做了二十年網站的工程師,康哥今天在這裡給大家一個最衷心的建議,那就是在自媒體的經營上,我們必須學會「分散投資」,千萬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政治和資本的籃子裡。
我們要建立起多點布局的陣地。今天開始,我們的影片不只發在 TikTok,還要同步發佈到 YouTube、Facebook、X,甚至是 Telegram。平台只是我們借來的喇叭,主流平台說限流就限流,但如果我們同時建立起自己的獨立網站、自己的電子報(Newsletter)、自己的 WhatsApp 和 Discord 社群,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大平台是外面的大廣場,風大雨大,而電子報、WhatsApp 和 Discord 群組就是我們自己的數字客棧。進來的都是鐵桿核心粉絲。當你在主流平台上看到我被限流了、突然找不到康哥了,不用慌,打開你的 Email、點進我的網。有了這群核心用戶,就算哪天大廣場的帳號全被抹殺,只要在客棧裡登高一呼,大家立刻就能幫你把新帳號的火種重新點燃。
不能忘記的還有Podcast 播客生態,因為音頻 RSS 是開放的,平台只是播放器而不是房東,單一平台下架你,觀眾換一個 App 就能繼續聽。
最後,在商業模式和監管上,我們需要的公共性,絕對不能直接讓渡給政府的行政權力。我們必須推動監管的獨立化與司法化。如果未來要對網路進行監管,必須成立一個獨立於執政黨、包含反對黨、公民社會代表、法律專家和媒體人的網路監管委員會。更重要的是,任何平台如果要長期封鎖或限流一個公民的帳號,不能由演演算法或官員私下決定,必須提出公開證據,交由專門的網路法庭進行聽證會。沒有法官的判決書,誰都不能私自剝奪一個人的數位發聲權。
最後,也是最難的一關,在於我們觀眾和公民本身。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數位主權與分散式抗體。我們要意識到,演演算法天天餵養給我們的短影音世界,只是它想讓我們看到的楚門的世界。我們需要培養跨平台、跨媒介尋找一手資訊的習慣。當公民社會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當一個理性的聲音在 A 平台被封鎖時,我們每個人在 B 平台、在通訊軟體裡的自主轉發,就能變成備用的放大器。當人肉轉發的速度和廣度超越演演算法的封鎖時,黑箱審查自然就會失效。
兄弟姐妹們,這場數位突圍戰,路很長,也很痛苦。它不只是為了我個人,或者某一個特定網紅的帳號,而是為了我們自己,甚至我們下一代,還能不能在這個網路世界裡,自由、尊嚴地說出一句真心話。我們不能一邊期待自由,一邊又當演演算法和權力的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