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沙迪當庭釋放原來這項控罪三位法官全票反對！

今天我們來談談－賽沙迪終極上訴的結果。經過接近五年的調查、審訊、定罪和上訴，賽沙迪這宗涉及土團黨青年團資金的案件，終於在聯邦法院走到了最後一站。

聯邦法院三司以二比一的多數裁決，駁回檢控方提出的終極上訴，維持上訴庭在2025年6月25日作出的無罪釋放判決。

這意味著，賽沙迪原本面對的七年監禁、兩下鞭刑和一千萬令吉罰款，全部正式失效。他所面對的四項刑事控罪，也在司法程序上畫下句點。

簡單來說，這次已經不是暫時翻盤，也不是還有更高一級法院等待裁決。聯邦法院就是馬來西亞司法體系的最高法院，檢控方的終極上訴已經被駁回，賽沙迪在這四項控罪中維持無罪。

不過，這項裁決並不是三名法官一致通過，而是二比一。

聯邦法院法官的兩名法官同意駁回檢控方的上訴，構成多數判決。上訴庭主席阿布峇卡法官提出少數意見。

但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三位法官並非對四項控罪全部意見相反。事實上，就第一項涉及一百萬令吉的協助刑事失信控罪而言，三名法官基本上都同意不能定罪。

真正造成二比一分歧的，是後面三項控罪，也就是涉及十二萬令吉的不誠實挪用，以及兩項各五萬令吉的洗錢控罪。

我們先把四項控罪分開來看。

第一項控罪，是指賽沙迪在2020年擔任土團黨青年團團長期間，協助當時的助理財政拉菲克，從青年團銀行帳戶提取一百萬令吉，並犯下刑事失信。檢控方的論點是，這筆錢在沒有獲得土團黨最高理事會批准的情況下被提取，因此賽沙迪協助拉菲克非法處置青年團資金。

但是，多數法官認為，沒有遵守政黨章程，不等於自動構成刑事犯罪。法官說得非常清楚：土團黨黨章不是國家法律，而是一套管理政黨成員的內部規則。若黨員違反黨章，可能面對黨內紀律處分；但除非有關行為同時符合刑事法所規定的犯罪條件，否則不能只因為違反黨內程序，就直接推論刑事失信成立。

換句話說，提款沒有得到最高理事會批准，可能是黨內程序問題，但刑事法庭也必須進一步確認，相關人員是否不誠實地挪用、使用或處置這筆資金。而且，賽沙迪面對的不是作為正犯親自犯下刑事失信，而是協助拉菲克犯罪。

這就產生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如果檢控方無法先證明拉菲克本身犯下刑事失信，又怎麼能夠證明賽沙迪協助他犯下刑事失信？

多數法官認為，單純證明賽沙迪要求提款，並不足以證明他要求拉菲克侵吞或非法處置資金。提款只是資金從銀行帳戶取出的動作，不會自動變成刑事失信。因此，第一項控罪的主要罪行沒有成立，協助犯罪的控罪自然也失去了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就連提出少數意見的阿布峇卡法官，也沒有主張恢復第一項控罪的定罪。

也就是說，三名聯邦法院法官在這一部分其實沒有真正的分歧：第一項涉及一百萬令吉的控罪不能維持。

真正有爭議的，是第二項涉及十二萬令吉的控罪。這筆錢是在2018年全國大選期間，透過募款晚宴籌集的款項。檢控方指控，這筆錢屬於負責募款的Armada Bumi Bersatu Enterprise，也就是ABBE，但賽沙迪後來卻把錢轉入自己的個人帳戶，因此構成不誠實挪用。

不誠實挪用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檢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挪用的是屬於其他人的財產。如果這筆錢本來就屬於賽沙迪，或者檢控方無法證明它屬於其他人，那麼即使錢被轉入賽沙迪的個人賬戶，也不能單憑這個動作就判定他挪用了別人的財產。

多數法官接受上訴法庭的判斷，認為有關籌款晚宴本來就是為了賽沙迪在2018年大選的個人競選活動籌款。檢控方沒有充分證明這十二萬令吉屬於ABBE、屬於土團黨青年團，或屬於其他人。

因此，控方無法證明挪用罪最關鍵的條件，也就是這筆錢是「他人的財產」。

這並不是說，只要募款打著個人競選的名義，政治人物就可以隨意處理資金。政治捐款和競選資金當然應該有清楚、透明的管理制度。但行政管理是否妥當，與刑事控罪是否成立，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刑事法庭不能只因為帳目不夠漂亮、程序不夠規範，或錢進入個人帳戶，就跳過財產歸屬和不誠實意圖這些法律條件，直接判被告有罪。

接下來是兩項洗錢控罪。檢控方指控賽沙迪把兩筆各五萬令吉的款項，從銀行帳戶轉入自己的土著信託基金帳戶，因此構成洗錢。但要證明洗錢，檢控方首先必須證明這十萬令吉屬於非法活動所得。

在這宗案件中，所謂的非法活動，就是先前所指的十二萬令吉不誠實挪用罪。如果檢控方無法證明賽沙迪非法挪用了十二萬令吉，也就無法證明後來轉入信託基金的十萬令吉屬於犯罪所得。所以，第二項挪用控罪一旦無法成立，後面兩項洗錢控罪也失去了最重要的基礎。不過，阿布峇卡法官不同意多數法官對這三項控罪的判斷。

他的少數判決認為，檢控方已經證明十二萬令吉不誠實的挪用，以及兩項洗錢控罪。他原本建議，針對不誠實挪用罪，判處賽沙迪監禁六個月和鞭打一下。

針對兩項洗錢罪，他建議每項判處六個月監禁和罰款五百萬令吉；如果無法繳付每項罰款，則另外監禁兩年。

但是，因為另外兩名法官不同意，這些定罪和刑罰建議沒有任何法律效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次裁決簡單講成「所有法官都認為賽沙迪完全沒有問題」，也不能反過來說「他只是靠技術漏洞脫罪」。

比較準確的說法是，三位法官都認為第一項一百萬令吉控罪存在根本缺陷；但對於十二萬令吉究竟屬於誰，以及後續轉賬是否構成洗錢，法官之間出現了二比一的法律分歧。

多數法官認為，上訴庭推翻高庭定罪的決定沒有出現足以讓聯邦法院幹預的錯誤。

換句話說，檢控方無法說服多數法官，上訴法院錯誤理解了證據、錯誤判斷了財產歸屬，或錯誤撤銷了賽沙迪的定罪。因此，檢控方的四項上訴全部被駁回，賽沙迪維持無罪。

這項判決對賽沙迪的政治意義當然非常重大。首先，他繼續保住麻坡國會議員資格。原本可能導致他失去議席的監禁、鞭刑和罰款，如今已全部撤銷。

 回顧這整起案件，從2020年喜來登政變開始，賽沙迪因為拒絕加入慕尤丁的陣營，隨後退出土團黨並創立了青年黨MUDA，接著就立刻捲入了這場司法風暴。這一路走來，案件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濃厚的政治角力意味。而今天聯邦法院的終審，本質上是對程序正義的最終確認。賽沙迪的律師團隊從上訴庭一直到聯邦法院，始終緊咬著控方無法證明被告具有「不誠實意圖」這一點，最終成功幫助他在司法宮實現了政壇上極為罕見的終極大逆轉。

那麼，這場終審大結局，對馬來西亞接下來的政治局勢會帶來怎樣的震盪？這絕對是大家最關心的核心問題。首先，最直接受到衝擊的就是賽沙迪一手創辦的MUDA。在過去這一年多的時間裡，自從賽沙迪因為高庭定罪而引咎辭去黨主席職務後，MUDA幾乎陷入了半泡沫化的邊緣狀態。在沒有了賽沙迪個人政治魅力的強力支撐下，這個政黨在過去的選舉中屢戰屢敗。如今，賽沙迪的法律枷鎖被徹底解除，他重新拿回了合法的參選權和重掌政黨的資格，這無疑是給MUDA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沙迪用六年的青春和政治生涯，在司法的泥潭裡走了一遭，今天他終於走出了陰霾。更重要的是，這個案件給所有年輕政治人物帶來清晰啟示。第一，法律程序雖然漫長且充滿壓力，但必須有耐心和韌性走完每一步。賽沙迪從高庭重判到今天完全洗脫，靠的就是持續配合程序、保留完整記錄，而不是急於情緒化或政治化操作。第二，年輕領袖必須從一開始就建立嚴格的財務紀律觀念。政黨資金的運用邊界一旦模糊，很容易成為刑事風險。第三，在面對指控時，冷靜、專業、透明的態度，比任何辯解都重要。家庭支持與個人信念，在漫長抗爭中同樣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