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換首相，為何英國10年換7相?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我們來談英國首相又換人了。這兩天國際新聞最震撼的消息，莫過於英國首相施紀賢正式宣布辭職。這距離他2024年帶領工黨贏得大選還不到兩年。你大概會覺得這一幕似曾相識，因為這已經是英國在過去短短十年內迎來的第七位首相。十年換七任首相，這是什麼概念？對於我們馬來西亞人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政治奇觀。雖然我們在2018年到2022年期間，也經歷過四年換四任首相的政治動盪，當時大家天天看電視都在猜誰有「number」，舉國上下都陷入嚴重的政治焦慮。但是，馬來西亞那幾年的動盪，基本上是被視為不正常的政治危機。可是在英國，這種走馬燈一樣的換首相速度，在西敏寺的政客眼裡，居然好像變成了常態，社會運作甚至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癱瘓。這到底是為什麼？為什麼英國人可以把換首相當成換衣服一樣頻繁？

要理解這個現象，我們首先得看懂英國與馬來西亞在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差異與演變。馬來西亞雖然繼承了英國的西敏寺內閣制，但我們在落實的過程中，演變出了非常強烈的「首相崇拜」文化。在馬來西亞大選時，選民投票雖然是投給選區的國會議員，但大家心裡真正看的，往往是各個陣營的「海報男孩」，也就是那個政黨宣傳的首相人選。選民會覺得，我這一票投下去，就是為了讓某某人當首相。如果這個首相在任期內被黨內派系拉下台，或者是通過政治結盟被撤換，馬來西亞的選民會有一種被背叛感，覺得自己手裡的民主選票被政客強行剝奪了。

相比之下，英國的體制在傳統上更傾向於「選黨不選人」。只要這個政黨在下議院維持多數席位，這個政黨就擁有執政權。至於誰來當這個黨的領袖、誰來坐唐寧街10號的首相大位，那是政黨內部的家務事。英國的體制允許執政黨在不需要舉行全國大選的情況下，通過黨內選舉直接更換黨魁。

不過，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地說，近二十年來，英國政治其實也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總統化」傾向。現代英國選民在很大程度上也高度依賴領袖的個人形象。例如2019年保守黨之所以能取得壓倒性大勝，很大程度是靠Boris Johnson個人的強烈明星特質，而不是保守黨這個品牌；而現在很多英國選民在投票時，也會直接說「我討厭施紀賢」或者「我支持某某人」。但關鍵的區別就在於，即便領袖個人形象再重要，英國的憲政制度依然保留了冷酷的彈性——它允許執政黨在領袖出事時，以極快的速度完成政黨內部的淘汰與切割，而不需要驚動整個國家重新舉辦一場耗資巨大的全國大選。

這種逼宮機制在英國是非常成熟且便利的。就像這次工黨的施紀賢，當地方選舉遭遇毀滅性慘敗，超過70名國會議員和多位重要內閣大臣公開或私下聯手施壓，衛生大臣和國防大臣接連遞下辭呈時，施紀賢的領導威信就在幾天之內徹底瓦解。他知道自己已經失去了黨內的合法性，除了摸摸鼻子宣布辭職，別無他路。當然也要稱讚的是-這就是英國佬 Gentelman的地方。

那麼，頻繁更換首相，國家機器真的能如常運作嗎？很多人常說英國擁有超強的常任文官制度，政客在台上演宮鬥劇，底下的公務員體系依然穩定運行。這個說法確保了國家不至於陷入無政府的失控狀態，但如果我們實地觀察現在的英國，就會發現這種頻繁更換領導人的做法，其實已經付出了沉重的政策成本。近年來英國學界有非常多的批評，認為 Whitehall 文官體系的行政效率正在顯著下降，國民保健署的改革長期停滯，基礎建設進度嚴重落後，甚至有地方政府面臨破產。原因很簡單，首相換得太快，政策就缺乏連續性。今天的首相要發展綠能，明天的首相要轉回化石燃料；這個月要緊縮移民，下個月因為勞動力短缺又不得不放寬。這種朝令夕改的政治風向，讓再強大的文官制度也疲於奔命，實質上傷害了英國的國家治理能力。

既然頻繁更換首相的代價這麼高，為什麼英國政壇會陷入這種「短命首相」的怪圈？很多人會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2016年的「脫歐公投」。不可否認，脫歐是最大的催化劑，它徹底撕裂了英國的國家戰略定位。但如果我們把每一任首相的下台都算在脫歐頭上，那就過度簡化了。

事實上，這十年來的七位首相，每個人面對的具體危機都各有不同。卡麥隆是因為豪賭脫歐公投失敗而下台；梅伊是因為無法搞定國會的脫歐協議而鞠躬下台。但到了強森，他其實是死於個人誠信危機和「派對門」醜聞引起的黨內信任崩潰；接棒的特拉斯，則是死於她那場激進且盲目的減稅財政實驗，短短45天就被金融市場亂拳打下台；而後來的蘇納克，則是面對了嚴重的通膨、醫療體系崩潰以及保守黨執政十四年的選民疲勞。至於這次剛剛宣布辭職的工黨首相施紀賢，他的困境更不單純是經濟問題。輿論普遍認為他缺乏宏大的治國願景，領導風格過於官僚、太像律師，缺乏政治魅力。他上台時承諾帶來改變，但選民很快發現他只知道反對什麼，卻不知道要建設什麼。

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政治學觀察：脫歐真正的後遺症，不是直接殺死這些首相，而是它像一把電鋸，將英國原本穩固的政治版圖切得支離破碎。

在2010年代以前，英國是典型的兩黨政治，工黨和保守黨兩大黨的總得票率常常超過80%。但在脫歐之後，整個英國社會的政治版圖走向了嚴重的多黨碎片化。由法拉奇Nigel Farage 領導的右翼民粹勢力「改革黨（Reform UK）」強勢崛起，成為改變英國政治生態的最大黑天鵝。現在的英國選民，尤其是傳統的工人階級和底層藍領，他們的選票不再只是在工黨和保守黨之間移動，而是直接大量流向了改革黨、自由民主黨或綠黨。

當選票愈來愈分散，傳統大黨的基本盤萎縮，任何一位首相所帶領的執政聯盟都會變得極其脆弱。他們只要稍微做錯一個決定，民調就會崩盤，黨內議員為了保住自己下次大選的席位，就會毫不留情地發動逼宮，把首相推下台。因此，不是單純的脫歐造成了首相短命，而是脫歐加速了英國政治版圖的碎片化，而碎片化又讓首相變得愈來愈難做。

看到這裡，我們身在馬來西亞，或許能從英國的體制中得到一個更核心的啟示。英國今天的問題，未必只是單純的「脫歐錯了」，而是脫歐之後，整個英國社會始終沒有重新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共識。支持脫歐的人，希望看到更少的外來移民、更高的本土工資和更強大的國家主權；而反對脫歐的人，則始終希望英國能重新靠近歐洲這個龐大的單一市場。這兩股互相矛盾的社會期待，像兩匹往相反方向拉的馬，將中間的執政者扯得粉碎。兩派選民都不滿意現狀，而任何一位首相上台，都必須同時面對這兩股完全無法調和的焦慮。

於是，唐寧街10號的主人換了一個又一個，但英國最核心的結構性難題，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那扇黑色的大門。這或許才是英國十年換七任首相背後，最深層、也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