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换首相，为何英国10年换7相?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今天我们来谈英国首相又换人了。这两天国际新闻最震撼的消息，莫过于英国首相施纪贤正式宣布辞职。这距离他2024年带领工党赢得大选还不到两年。你大概会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因为这已经是英国在过去短短十年内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十年换七任首相，这是什么概念？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政治奇观。虽然我们在2018年到2022年期间，也经历过四年换四任首相的政治动荡，当时大家天天看电视都在猜谁有“number”，举国上下都陷入严重的政治焦虑。但是，马来西亚那几年的动荡，基本上是被视为不正常的政治危机。可是在英国，这种走马灯一样的换首相速度，在西敏寺的政客眼里，居然好像变成了常态，社会运作甚至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瘫痪。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英国人可以把换首相当成换衣服一样频繁？

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首先得看懂英国与马来西亚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差异与演变。马来西亚虽然继承了英国的西敏寺内阁制，但我们在落实的过程中，演变出了非常强烈的“首相崇拜”文化。在马来西亚大选时，选民投票虽然是投给选区的国会议员，但大家心里真正看的，往往是各个阵营的“海报男孩”，也就是那个政党宣传的首相人选。选民会觉得，我这一票投下去，就是为了让某某人当首相。如果这个首相在任期内被党内派系拉下台，或者是通过政治结盟被撤换，马来西亚的选民会有一种被背叛感，觉得自己手里的民主选票被政客强行剥夺了。

相比之下，英国的体制在传统上更倾向于“选党不选人”。只要这个政党在下议院维持多数席位，这个政党就拥有执政权。至于谁来当这个党的领袖、谁来坐唐宁街10号的首相大位，那是政党内部的家务事。英国的体制允许执政党在不需要举行全国大选的情况下，通过党内选举直接更换党魁。

不过，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说，近二十年来，英国政治其实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统化”倾向。现代英国选民在很大程度上也高度依赖领袖的个人形象。例如2019年保守党之所以能取得压倒性大胜，很大程度是靠Boris Johnson个人的强烈明星特质，而不是保守党这个品牌；而现在很多英国选民在投票时，也会直接说“我讨厌施纪贤”或者“我支持某某人”。但关键的区别就在于，即便领袖个人形象再重要，英国的宪政制度依然保留了冷酷的弹性——它允许执政党在领袖出事时，以极快的速度完成政党内部的淘汰与切割，而不需要惊动整个国家重新举办一场耗资巨大的全国大选。

这种逼宫机制在英国是非常成熟且便利的。就像这次工党的施纪贤，当地方选举遭遇毁灭性惨败，超过70名国会议员和多位重要内阁大臣公开或私下联手施压，卫生大臣和国防大臣接连递下辞呈时，施纪贤的领导威信就在几天之内彻底瓦解。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党内的合法性，除了摸摸鼻子宣布辞职，别无他路。当然也要称赞的是-这就是英国佬 Gentelman的地方。

那么，频繁更换首相，国家机器真的能如常运作吗？很多人常说英国拥有超强的常任文官制度，政客在台上演宫斗剧，底下的公务员体系依然稳定运行。这个说法确保了国家不至于陷入无政府的失控状态，但如果我们实地观察现在的英国，就会发现这种频繁更换领导人的做法，其实已经付出了沉重的政策成本。近年来英国学界有非常多的批评，认为 Whitehall 文官体系的行政效率正在显著下降，国民保健署的改革长期停滞，基础建设进度严重落后，甚至有地方政府面临破产。原因很简单，首相换得太快，政策就缺乏连续性。今天的首相要发展绿能，明天的首相要转回化石燃料；这个月要紧缩移民，下个月因为劳动力短缺又不得不放宽。这种朝令夕改的政治风向，让再强大的文官制度也疲于奔命，实质上伤害了英国的国家治理能力。

既然频繁更换首相的代价这么高，为什么英国政坛会陷入这种“短命首相”的怪圈？很多人会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2016年的“脱欧公投”。不可否认，脱欧是最大的催化剂，它彻底撕裂了英国的国家战略定位。但如果我们把每一任首相的下台都算在脱欧头上，那就过度简化了。

事实上，这十年来的七位首相，每个人面对的具体危机都各有不同。卡麦隆是因为豪赌脱欧公投失败而下台；梅伊是因为无法搞定国会的脱欧协议而鞠躬下台。但到了强森，他其实是死于个人诚信危机和“派对门”丑闻引起的党内信任崩溃；接棒的特拉斯，则是死于她那场激进且盲目的减税财政实验，短短45天就被金融市场乱拳打下台；而后来的苏纳克，则是面对了严重的通膨、医疗体系崩溃以及保守党执政十四年的选民疲劳。至于这次刚刚宣布辞职的工党首相施纪贤，他的困境更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舆论普遍认为他缺乏宏大的治国愿景，领导风格过于官僚、太像律师，缺乏政治魅力。他上台时承诺带来改变，但选民很快发现他只知道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要建设什么。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政治学观察：脱欧真正的后遗症，不是直接杀死这些首相，而是它像一把电锯，将英国原本稳固的政治版图切得支离破碎。

在2010年代以前，英国是典型的两党政治，工党和保守党两大党的总得票率常常超过80%。但在脱欧之后，整个英国社会的政治版图走向了严重的多党碎片化。由法拉奇Nigel Farage 领导的右翼民粹势力“改革党（Reform UK）”强势崛起，成为改变英国政治生态的最大黑天鹅。现在的英国选民，尤其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底层蓝领，他们的选票不再只是在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移动，而是直接大量流向了改革党、自由民主党或绿党。

当选票愈来愈分散，传统大党的基本盘萎缩，任何一位首相所带领的执政联盟都会变得极其脆弱。他们只要稍微做错一个决定，民调就会崩盘，党内议员为了保住自己下次大选的席位，就会毫不留情地发动逼宫，把首相推下台。因此，不是单纯的脱欧造成了首相短命，而是脱欧加速了英国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而碎片化又让首相变得愈来愈难做。

看到这里，我们身在马来西亚，或许能从英国的体制中得到一个更核心的启示。英国今天的问题，未必只是单纯的“脱欧错了”，而是脱欧之后，整个英国社会始终没有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共识。支持脱欧的人，希望看到更少的外来移民、更高的本土工资和更强大的国家主权；而反对脱欧的人，则始终希望英国能重新靠近欧洲这个庞大的单一市场。这两股互相矛盾的社会期待，像两匹往相反方向拉的马，将中间的执政者扯得粉碎。两派选民都不满意现状，而任何一位首相上台，都必须同时面对这两股完全无法调和的焦虑。

于是，唐宁街10号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英国最核心的结构性难题，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那扇黑色的大门。这或许才是英国十年换七任首相背后，最深层、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