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ir Razak批NEP养成“拐杖文化”：土著扶持该如何改革？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 今天我们来谈 – 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 NEP。昨天有一场纪念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论坛，本来大家大概以为主要就是回顾敦拉萨的贡献，结果真正引起讨论的，反而是他的儿子 Nazir Razak 公开批评 NEP 长期执行下来，已经形成一种 “tongkat culture”，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拐杖文化。跟他一起讲这番话的，还有前副首相敦慕沙希淡 Musa Hitam。Musa 也承认，NEP 确实帮助了很多马来人和整个国家，可是政府保护得太久，最后会让一部分人习惯援助，甚至觉得政府帮自己是理所当然的。

Nazir 这个人的背景很值得先讲一下。因为他不只是敦拉萨的儿子、纳吉的弟弟，他本身也是马来西亚精英中的精英。他在 CIMB 做了将近三十年，当过 CEO、主席，也进过国家投资机构和公积金的核心圈子。今天他自己做私人投资，资本、人脉、声望全部都有。换句话说，他不是站在 NEP 外面批评这套制度的人，他本身就是最成功的一批受益者之一。

所以他今天出来讲“拐杖文化”，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急着把他当成改革英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现在讲？是不是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还是真的认为这套制度应该改？目前我看不到什么证据显示，他是因为最近失去某个政府工程、某个职位，才突然跳出来批评 NEP。事实上，他这几年一直都在批评政治人物分配土著股份、政府工程和既得利益。

但话又说回来，他今天已经有钱、有国际网络、有自己的投资公司，他当然比很多普通马来人更有能力面对一个没有配额、没有保护的市场。所以有人问一句：“你已经坐电梯上楼了，现在才叫大家不要再坐？”我觉得这个质疑也合理。只是他长期待在制度里面，反而可能比很多人更清楚它到底怎样运作、怎样被玩坏。

再回到 NEP。它是在 1971 年推出的，背景就是 513 事件之后的马来西亚。当时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族群和经济阶层高度重叠。很多马来人住在乡区，收入低、教育机会少，在企业、专业领域和城市经济里面的参与也比较有限。所以 NEP 当时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消除贫穷，而且原则上是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另一个是重组社会，希望不要让某一个族群长期跟某一种经济角色绑在一起。

如果放回 1970 年代，其实很难说这个方向本身有什么问题。当时马来西亚接近一半家庭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到了 1990 年，贫穷率已经大幅下降。这中间当然有经济成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因素，可是 NEP 带来的教育机会、土地计划、公共投资和扶持政策，也确实改变了很多马来家庭的人生。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一句话就说 NEP 完全失败，我觉得这样讲不公平。真正值得问的是，一套原本有明确历史背景的政策，延伸了几十年之后，有没有慢慢变成另外一回事。

Nazir 昨天就提醒大家，NEP 原本只打算实施 20 年。敦依斯迈当年甚至把它形容成一种有期限的 handicap，也就是暂时性的扶助。到了 1990 年，NEP 这个政策名称确实结束了，可是很多以土著为基础的扶持制度一直延续下来。Nazir 最不满的其中一点，就是后来的政策太集中在所有权，谁拥有多少股份、多少股权，多少要保留给土著，还有政府工程最后分给谁。

他还直接提到我们马来西亚人很熟悉的一个词，Ali Baba。政府为了培养土著企业家，把某些执照、准证或者政府工程保留给土著公司，原本是希望这些公司累积资本和能力。可是如果一家公司自己没有能力做，拿到工程之后再转包给其他公司，自己抽取一部分利益，那最后培养出来的，到底是企业能力，还是拿政府工程的能力？

而且还有更敏感的一点，就是谁决定哪一家土著公司拿到这些工程。Nazir 昨天直接问，为什么是政治人物来挑选？我觉得这个问题比“拐杖文化”四个字更值得谈。因为一讲拐杖文化，很容易变成华人坐在这里笑马来人，说政府帮你们太多，所以没有竞争力。可是普通马来人真的拿到很多政府工程吗？住在吉兰丹甘榜，一个月赚两千令吉的家庭，有没有因为某家公司拿到几千万工程，生活就突然改善？当然没有。

所以土著扶持和扶持某一批有政治关系的人，根本不能混在一起。政府原本是要培养有竞争力的土著企业家，可是如果一家公司最重要的本事，是知道怎样拿政府工程、认识哪一个部长、哪一个政府机构里有人可以帮忙，那你把它放到一个没有配额、没有保护的市场，它到底还能不能跟别人竞争？

Nazir 认为，连土著公司之间都应该有真正的竞争。我其实很认同这一点，因为保护太久，最后连被保护的人都可能受害。小孩子两岁学走路，扶着他很正常，可是到了三十岁还不让他自己走，那就很难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能力站稳。

NEP 走到今天，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当初设计政策的人可以说 20 年之后重新检讨，可是 20 年过去之后，已经有很多企业、机构和政治力量建立在这套制度上面。一家公司靠土著配额拿政府工程，它当然希望配额继续；某些机构负责分配这些资源，也不会主动说自己不需要了；政治人物更加不可能轻易放弃，因为只要政府手上还有资源可以分，就有人会来找你，而你可以决定谁拿到执照、谁得到工程、谁得到机会，这本身就是权力。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有人提出要减少某一项土著扶持政策，反对的人马上就会问：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已经平等了吗？老实说，答案当然还没有。今天土著家庭收入跟华人家庭相比仍然有差距，在企业所有权和资本累积方面也一样。政府现在推行的 PuTERA35，甚至还把 2035 年土著个人和相关机构持有的股权达到 30%，列为其中一项目标。

问题是，1970 年代订下来的 30% 目标，五十多年后我们还在谈，而且一路谈到 2035 年。有人会说，既然还没有达标，就证明扶持不能停。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可是假如一个目标用了几十年，还一直要靠配额、合约和股份分配来维持，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检查一下，这套方法到底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更麻烦的是，在马来西亚，连讨论这些问题本身都不容易。2025 年，马大新青年曾经提出，应该废除大学预科班，或者把大学预科班和 STPM 整合成统一的大学入学制度。结果很快有人报警，警方开档调查，新青年的主席最后还被召去录口供。

这里反差就很大了。Nazir 是敦拉萨的儿子，是前 CIMB 主席，也是制度最顶层的精英之一。他今天站在论坛上说“拐杖文化”，媒体会大篇幅报道。可是当一群大学生碰到大学入学配额，提出改革，事情很快就变成报警和警方调查。

你可以说 Nazir 的身份让他的话更有分量，这我同意。可是反过来看，也说明了马来西亚讨论族群政策时很现实的一面。有些人讲同样尖锐的话，会被当成有远见；有些人讲了，就先要面对警方。

所以我觉得问题已经不只是 NEP 要不要改，而是谁有资格开口讲 NEP。假如只有退休领袖、企业大亨、前部长才有安全空间批评，而普通学生、年轻人、公民一开口就担心被报警，那最后也很难有真正的政策辩论。

一套政策如果还有必要，就应该拿数据出来说明。哪一项扶持今天还有效，帮到的是谁，成本是多少，什么时候重新检讨，这些都可以讲清楚。如果某些制度已经变成少数人拿利益、政治人物拿权力，那也应该有空间让社会要求改革。

Nazir 昨天提出的方向，我觉得比较值得参考。他希望把更多资源放在教育和专业发展。政府如果把钱花在好的学校、奖学金、技职教育，让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有机会读医科、工程、人工智能，二十年后他可能真的不需要政府再帮他。可是如果政府只是一直给公司执照、工程和配额，公司下一次很可能还是回来等下一张执照、下一个工程。今天的马来西亚也已经不是 1971 年的马来西亚了。现在很多贫穷家庭住在城市，B40 华人和印度人一样面对生活成本压力，同时也有非常富有的土著精英。

如果一个家庭已经很有钱，他的孩子还需要跟一个 B40 马来家庭的孩子享受完全一样的扶持吗？这个问题，我觉得马来同胞自己也应该问，因为政府的资源始终有限，你把更多奖学金、培训和资金留给真正需要往上爬的人，可能反而更接近敦拉萨当年推出 NEP 的原意。

所以走到最后，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是把现在还存在的土著扶持一项一项拿出来看。哪些真的帮到弱势，哪些已经变成靠关系分配，哪些配额还有作用，哪些做法已经应该改。政府如果认为某一项政策有必要，就把理由讲清楚；社会如果看到问题，也应该有空间提出来，不要每次一碰到敏感课题，就先用报警来处理。

敦拉萨在 1971 年面对的是当时的马来西亚，今天我们面对的是 2026 年的马来西亚。五十五年过去了，一套政策曾经成功，不代表它今天每一个部分都还是对的。该留下的留下，该改的就改。否则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可能还是在同一个论坛里，再听一次同样的拐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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