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取消私教机构30%土著股权要求 部门说法矛盾再掀疑问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今天我们来谈教育部取消私立教育机构30%土著股权要求这件事。这个课题最近突然引起讨论，但它其实不是一条新的政策，真正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教育部自己已经确认，有关私人教育机构股权结构的要求，早在2006年的政策文件里面就已经存在，也就是说，这项规定放在政府的制度里已经差不多20年了。可是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久，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很少听过补习中心因为没有30%土著股权而不能营业，偏偏到了现在，业者突然担心，等到2027年更新执照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不符合股权要求而拿不到续牌？

最近把这个问题真正带进公众视野的人，是洪伟翔。他透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和直播，把相关政策文件拿出来讨论，指出一些以私人有限公司形式经营的补习中心，可能需要符合至少30%土著股权的要求。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快就在华社传开，媒体开始跟进，一些业者也开始担心，自己原本已经经营很多年的补习中心，到了下一轮续牌的时候，到底会不会突然被要求重新安排公司股权。

这些规定本来就存在政府文件里面，业界里面肯定也早有人接触过。当时也有人质疑，洪律师引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效，独资企业和私人有限公司是不是一样，甚至有没有把适用范围讲得太广。说他为了骂而骂，因为政府文件本来就不能只看一张截图，年份、版本、后来有没有更新，都应该一起看。

可是事情发展到后来，教育部自己承认，这项至少30%土著股权的条件确实可以追溯到2006年的政策框架，最后甚至宣布取消这项要求，所以至少洪伟翔提出来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凭空捏造。更重要的是，他把一个原本躺在政府文件里面的行政要求，拉进了公众舆论。很多政府规定就是这样，平时放在网站、手册或者指南里面，普通人根本不会去看，直到有一天你真的去申请牌照或者更新执照，官员突然跟你说这个条件不符合，你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条规定。

如果你只是一间普通补习中心，其实你很难跟政府争论。官员说文件就是这样写，你可能跑几次教育局，都问不到一个清楚答案，最后还是得自己想办法配合。可是这一次，洪伟翔有网络影响力，事情放上网之后，媒体开始报导，业者的担忧也很快被放大，接着政治人物就开始回应。

其中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现有补习中心到了2027年更新执照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符合30%土著股权要求。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李健聪就要求教育部把这一点讲清楚，因为如果一间补习中心已经经营了很多年，现在突然被告知，公司股权必须重新安排，不然下一次不能续牌，这个影响其实很大。接着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也表示，他在9月18日的内阁会议提出这件事，内阁之后要求教育部检讨。

到了9月20日，教育部发文告回应，说有关股权要求早在2006年的政策手册里面就已经存在，同时表示会把检讨建议带到内阁。隔天，也就是9月21日晚上，教育部再宣布，私人有限公司经营教育部属下私立教育机构，不再需要至少30%土著股权。从网上引起争议，到业者表达担忧，到内阁介入，再到教育部宣布取消，前后只有几天，政府愿意这么快回应，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肯定。

张念群后来也发文说，这就是行动党继续留在内阁的意义。她这样讲当然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是行动党的人，党内其他部长也可能在内阁里面支持取消这项要求。不过如果要把整件事情怎么发生讲的完整，也不能从内阁开会那一刻才开始算。前面有人把问题带进舆论，媒体开始跟进，业者的担忧被看见，议员开始追问，接着部长把事情带进内阁，教育部最后修改政策，所以政府里面有人愿意处理，应该给肯定，政府外面有人先把问题挑出来，也应该承认他的作用。

本来事情发展到这里，看起来已经差不多告一段落，结果第二天又出现新的问题。教育部在宣布取消30%土著股权要求的文告里面，明确说到，他们是在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也就是MITI讨论之后，才作出这项调整。可是MITI隔天自己发文告，说他们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而且还特别澄清，土著股权政策相关事项，其实不是由MITI负责，而是属于经济部旗下经济策划单位，也就是EPU的权限。

这样一来，事情就更加混乱了。教育部的版本是，我们已经跟MITI讨论过，MITI的版本却是，我不知道这件事，而且这也不是我管的。对普通人来讲，这可能只是两个政府部门讲出不同版本，可是对私立教育业者来说，他们现在真正想知道的，是这项30%股权要求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经取消，新申请是不是不用，现有补习中心到了2027年续牌是不是也不用，地方教育局最后又会拿哪一份文件来执行。

所以现在业者要求政府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完全合理。更加重要的是，MITI现在又说，真正负责土著股权政策的是经济部旗下EPU，那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教育部在宣布取消之前，到底有没有和真正负责这项政策的单位协调。如果有，政府把程序讲清楚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那教育部之前为什么会说，是和MITI讨论之后才作出决定？这已经不只是30%股权合不合理的问题，而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对同一项政策到底谁负责、谁有权决定、谁跟谁谈过，现在看起来都没有完全对上。

而且这个新发展，刚好又让我们回到整件事情一开始最大的疑问，就是一条2006年已经存在的规定，为什么到了2026年突然让业者这么紧张。如果过去20年，教育部一直都非常严格要求私人有限公司经营的补习中心必须有30%土著股权，那今天根本不应该有这么多人突然才知道这件事。大家早就应该知道，不符合条件的补习中心也应该早就不能营业。

可是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很多已经经营多年的补习中心，到了最近才开始担心2027年续牌会出问题，那自然就会让人怀疑，最近的执行方式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是不是以前地方教育局没有严格执行，是不是不同州属原本就有不同做法，还是最近更新指南之后，承办官员开始更加认真照着文件逐项检查？甚至也有可能中央根本没有下达什么新指示，只是不同官员对同一份文件有不同理解。这些问题，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答案。

所以我觉得，“这项规定2006年就已经存在”不能当成完整回答。规定什么时候写下来，和规定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影响业者，是两回事。一条政策可以在文件里面放20年，很多地方都没有认真执行，可是一旦某一年政府重新更新指南，或者官员开始重新按照文件办事，对业者来说，它的效果其实就跟突然出现一条新规定差不多。

而现在教育部和MITI连谁跟谁讨论过都出现不同版本，我反而更加觉得，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的，很可能不只是政策本身，还包括行政协调的问题。很多人看到政府规定，会直觉认为，上面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政策，然后下面的人照着执行，可是现实未必这么整齐。有时候一份旧指南存在很多年，有些地方严格执行，有些地方比较宽松，有些官员按照旧习惯处理，有些官员有一天重新翻出文件，发现白纸黑字写着这个条件，就开始照着办。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在想，一个政府或者一个领导人的执政风格，到底会不会影响下面公务员的执法方式。我自己的看法是，会，但是这种影响很多时候并不是首相或者部长亲自写一张命令，下令从明天开始严格执行30%土著股权。而是官僚体系里面的人，会自己判断什么做法最安全。

假设今天你是一名负责处理补习中心续牌的官员，你打开政策指南，里面真的写着至少30%土著股权。以前可能很多人没有认真执行，可是今天轮到你签名，你就会想，如果我批准一间完全没有符合股权要求的补习中心，将来Audit或者上司问起来，我要怎么解释？可是如果我拒绝，我只需要把文件拿出来说，我是按照规定办事。对官员个人来讲，哪一个选择比较安全，其实答案是很明显的。

所以很多时候，官员未必是故意要为难人民，他只是知道，照文件办事比较容易保护自己，给弹性反而可能惹麻烦。至于那间补习中心已经经营十几年，有多少老师，有多少学生，老板投了多少钱，这些后果最后往往都不是承办官员负责。这样久了之后，整个行政体系自然会变得更加保守。

所以我觉得，政治领导的风格还是很重要。我要先讲清楚，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安华、教育部长法丽娜，或者任何一名部长，曾经下令官员严格执行补习中心30%土著股权要求，所以这个帽子不能乱扣。但是领导人长期营造出来的行政气氛，确实会影响下面的人怎么理解自己的工作。如果一个政府长期告诉公务员，看到过时政策就提出来检讨，不合理的规定可以改，行政程序不要只会照本宣科，那官员至少知道，上面是愿意听的。

可是如果官员感受到的是，某些政策很敏感，最好不要碰，出了问题自己负责，那最安全的做法当然就是照文件。2006年写什么，2026年继续做什么。

当然，我不是说政府所有规定都应该放宽。补习中心的消防安全、场所安全、教师资格、学生人数、逃生通道，这些本来就应该严格，因为一旦出事，最后受伤的是学生。可是股东当中有没有30%土著，和老师教得好不好、学生安不安全，到底有什么直接关系？如果政府说不出一个清楚的关系，那把股权比例当成教育机构的续牌条件，本来就很难说服人。

如果政府希望增加土著在私人教育领域的参与，其实可以用其他方式。可以协助土著老师创业，可以提供贷款和培训，也可以帮助真正有能力的人进入私人教育市场，这样至少是在培养经营者。可是如果只是要求一间原本由两三名老师辛苦做起来的补习中心，重新找一个人进来拿30%股份，最后很可能只是大家到处找一名“符合条件的股东”。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参与经营，是不是真的懂教育，反而变得不重要，最后公司文件符合要求了，学生到底得到什么好处，我真的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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