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首相任期修宪失败是好事？揭开大马政客“懒惰改革”的遮羞布！

就在前几天，也就是2026年的3月2日，马来西亚政坛发生了一件备受瞩目，但最终却雷声大雨点小的事情。团结政府在国会提呈的“限制首相任期10年”修宪案，在二读表决时，因为部分议员缺席和反对党弃权，最终只拿到146票，以2票之差跨不过三分之二的修宪门槛，宣告闯关失败。

这个结果出来后，网络上骂声一片，很多人觉得马来西亚的民主改革又倒退了，觉得那些不支持的政客都是为了贪恋权力。但要真正看懂这场政治大戏，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历史，看看这个法案到底是怎么来的。

限制首相任期这个提议，第一次被正式端上台面，是在8年前，也就是2018年3月8日发布的希望联盟第14届全国大选竞选宣言——《希望宣言》里面。当时希盟明确承诺，一旦执政，将限制首相任期最多两届，也就是10年，并且特别强调一件事：“首相不得兼任财长”。这个提议的历史背景，主要是为了回应当时民间对于前首相马哈迪过去掌权长达22年，以及后来纳吉时代权力极度集中的强烈反弹与恐惧。

带着这段历史脉络，我们再来看看几天前的修宪失败。很多人觉得大马民主倒退了，但今天，我想请大家先放下情绪，我们从比较宪政、从国家体制设计的角度，冷静地来剖析这件事。

最近我在《当今大马》上读到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政论专栏，作者是廖品淳与谢家轩。这篇文章的分析非常透彻，也完美契合了我们公民社会对于权力制衡的担忧。今天，我想借鉴这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核心论点，并结合我自己的观察，来告诉大家一个可能跟主流舆论完全相反的观点：这项修宪案的失败，对马来西亚的宪政体制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所谓的“限制首相任期”，本质上就如这两位作者所言，是一场避重就轻、甚至带有严重体制水土不服的“懒惰改革”。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最根本的政治常识：马来西亚奉行的是西敏寺议会民主制，而不是美国或台湾那种总统制。在总统制底下，行政跟立法是高度分离的。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他的权力来源是全民授权。一旦当选，除非他犯下叛国、严重贪污这类足以被弹劾的重罪，否则他的任期是固定的，国会很难随便把他拉下台。正因为总统的权力如此稳固，所以总统制的国家必须在宪法里设定任期限制，比如最多只能当两届、八年，用这种“时间到了就必须走人”的硬性规定，来防堵独裁者的出现。

但是，马来西亚的议会民主制，运作逻辑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首相不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选民只能选出自己选区的国会议员，再由掌握国会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领袖出任首相。也就是说，首相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叫做“国会的多数信任”。

在议会制里，行政和立法是高度重叠的，首相随时随地都要对国会负责。只要有超过半数的议员对首相投下不信任票，或者政府提呈的财政预算案在国会被否决，首相就等于失去了多数信任，必须立刻辞职下台，或者解散国会重新大选。这套运作在马来西亚我们太熟悉了。回想一下2020年到2022年那段期间，国会根本没有解散，但我们却因为议员的立场转换，接连换了马哈迪、慕尤丁、依斯迈沙比里三任首相。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议会民主制本身就内建了非常强大的“汰换机制”。政府的存续取决于信任，而不是固定的时间。

如果我们今天硬生生地把总统制的“任期限制”移植到议会制里，就会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想像一下，如果有一位首相做得非常好，带领国家经济起飞，同时也依然掌握国会八成议员的鼎力支持，但就因为他做满了十年，法律强制规定他必须下台，把位子交给一个能力可能远不如他的人。这是不是人为地切断了国会的信任授权？

更危险的是，正如廖品淳与谢家轩在文章中所警告的，这种只限制行政首长在位时间的法案，充满了可怕的法律漏洞。第一个漏洞，法案规定首相做满十年就必须连同内阁一起卸任。但在选出新首相之前，他们必须担任“看守政府”。可是，法案并没有规定看守政府的任期上限！这意味着，一个充满权力欲望的首相，完全可以利用看守政府的名义继续执政，把时间无限期拖延下去。

第二个漏洞，也就是马来西亚人最应该警惕的“紧急状态后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处在某种形式的紧急状态之下的。从1969年的513事件到2011年才解除的紧急状态，再到2021年慕尤丁政府为了解决政治危机而颁布的疫情紧急状态。大家不要忘了，颁布紧急状态的建议权，就掌握在首相跟内阁手里。

如果一个首相的十年任期快到了，他完全可以找个理由，建议国家元首颁布紧急状态，然后强行中止国会的运作，冻结宪法里的任期计算。这样一来，所谓的任期限制不仅沦为废纸，反而会逼得一个面临下台危机的领导人，采取更极端、更独裁的手段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第三，这会造成严重的“权责分离”。首相卸任了，但他可能还是执政党的党魁，他大可以推举一个听话的亲信去当“傀儡首相”，自己躲在幕后垂帘听政。实权掌握在前首相拿督斯里的手里，但如果在国会里出了什么纰漏，承担宪政责任、被骂下台的却是那个台面上的傀儡。这完全破坏了内阁制“权责相符”的核心精神。

说到底，为什么这几年限制首相任期的呼声这么高？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看过太多掌权太久导致的腐败，马哈迪的22年铁腕统治给社会留下了太深的阴影。所以很多人直觉地认为：只要限制在位时间，就能防止贪腐。

但这是一个严重的逻辑谬误。贪污腐败的根源，从来都不在于“执政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权力是否受到绝对的约束”。

我们用数据来说话。纳吉在位九年，连十年都不到，但他却能搞出震惊全球的一马公司（1MDB）百亿洗钱案。慕尤丁执政短短十七个月，下台后依然因为建威基金（Jana Wibawa）案面临贪污控诉。还有接替他的依斯迈沙比里，在位时间更短，只有区区十五个月，但近期同样因为“大马一家”（Keluarga Malaysia）高达数亿令吉的宣传费弊案，甚至被反贪会从相关的安全屋里搜出上亿令吉的现金，直接沦为贪污案嫌犯。事实证明，只要体制内的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就算一个首相只做一年多，他依然可以把国库掏空。

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重点。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人性的权力欲望始终抱持着最深刻的警惕。我们不相信所谓的圣人政治，我们只相信制度防腐。与其把精力花在限制首相能当几年，真正的改革，应该是彻底削弱首相那种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

而其中最迫切、最核心的第一步，就是回到2018年那份宣言里真正触及痛点的那句话，并将它明文立法：绝对禁止首相兼任财政部长。

在马来西亚，首相兼任财长，就是一切制度性腐败的万恶之源。为什么？因为这等于把内阁里最重要的“球员”跟“裁判”变成了同一个人。

在一个健康的内阁运作中，各个部门的首长负责提出政策、要预算；而财政部长的角色是“守门员”，他的责任是守住国库，审核这些项目国家的财政到底负不负担得起。当首相兼任财长的时候，内阁的内部制衡就瞬间死亡了。当最高决策者想要推动一个好大喜功的大型建设，而批准拨款的又是他自己的时候，内阁里还有谁敢说不？

一马公司丑闻之所以会发生，最直接的体制原因，就是纳吉当时身兼首相与财长。他可以轻易地以财政部的名义，为一马公司的巨额外债提供政府担保，甚至绕过国会和内阁的严格审查。如果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另有其人，并且具备独立的政治话语权，这场灾难或许在第一时间就能被踩下刹车。

此外，大家要知道，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有着极为庞大的“政联公司”（GLC）体系。财政部属下的各种机构掌握著国家最核心的资产。当首相把财长的大权也一把抓的时候，他等于一个人控制了全国最庞大的资源分配权跟人事任命权。这种绝对的经济支配力，就是滋生裙带资本主义和政治恩庇网络的温床。他可以用这些资源去收买政治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不是换个人做做看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体制设计上开出的一道巨大的后门。

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成熟的议会制国家是怎么做的。在议会制的发源地英国，这条红线画得非常清楚。首相住在唐宁街10号，他是第一财政大臣，负责统筹大局；而真正的财政大臣住在隔壁的唐宁街11号，负责掌控国库。在英国的政治传统里，首相跟财政大臣经常会因为预算问题而吵架、甚至关系紧张。但我要告诉大家，这种“健康的紧张关系”，对国家的纳税人来说才是最大的保障！因为这代表国家的钱没有那么容易被一个人说了算。

在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这些西敏寺体系的国家，你也几乎看不到总理兼任财长这种荒谬的现象。有人可能会拿新加坡来反驳，说新加坡的李显龙跟现在的黄循财也都曾经或正在兼任财长。但请不要忘记，新加坡拥有极度严苛、连高官都能轻易落马的反贪局（CPIB），有高度透明的公务员体系，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民选总统对国家的储备金拥有“第二把钥匙”的否决权。马来西亚有这些坚固的体制防护网吗？完全没有。

所以，回过头来看这次闯关失败的修宪案。限制任期，只是政治人物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应付选民所端出的一盘“廉价快餐”。它在政治操作上成本最低，不需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也不会削弱他们手上现有的权力。

如果政府真的有心要改革，请把那些最能牵制首相的权力交出来。立法禁止首相兼任财长；将反贪会主席、总检察长、警察总长、选委会主席的任命权，从首相的桌上移交给国会特别委员会去审查跟批准；大幅度削减首相署那庞大到不合理的预算。

我们不需要一个有着“十年有效期限”的独裁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从上任第一天起，权力就被关在制度笼子里的政府首脑。这才是大马民主迈向成熟，真正该走的艰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