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主席百万持股丑闻，你的钱是怎么得来的?

今天，我们来谈——反贪会主席，丹斯里阿占巴基的股票。如果你记得2022年那个“弟弟借户口”买股票的故事已经够荒谬了，那么这两天爆出来的新闻，绝对会刷新你对“荒谬”这两个字的认知。这不仅仅是旧事重演，这是一次变本加厉的双重标准和监守自盗。

就在昨天，彭博社踢爆阿占巴基持有 Velocity Capital Partner Bhd 1770万股，价值约80万令吉。正当大家还在震惊的时候，今天，《当今大马》再爆一记猛料：根据公司委员会SSM的资料，阿占巴基竟然还持有另一家上市公司——Awanbiru Technology Berhad 超过452万股，价值约138万令吉。

各位，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加法。80万加上138万，总共是218万令吉。

这还只是目前媒体挖出来的“冰山一角”。一个公务员，而且是负责抓贪官的公务员，手握超过200万令吉的股票。这件事背后所折射出的，不只是阿占巴基个人的诚信破产，而是我们整个国家监管机制的全面失灵。今天这期影片，我知道你和我都很生气啊，但是我们先把情绪放在一旁，我们来谈逻辑，谈数学，谈法治。我们要把这个案件放在阳光下，用最简单的常识，拆解阿占巴基和反贪会那套侮辱我们智商的辩解。

首先，我们要来算一笔账。这是一笔任何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会算的账，但我们的政府和反贪会顾问团似乎都在装傻。

阿占巴基作为反贪会主席，属于公务员体系中的“最高管理层”- Turus级别。即使我们以最宽松的标准来计算，加上所有的底薪、娱乐津贴、房屋津贴、岗位津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净收入-Net Income，在扣除税务之后，顶天了就是3万令吉左右。

好，现在我们假设这位阿占巴基主席是一位绝世省钱高手。他不用吃饭，不用付水电费，不用养家，不用供车供房，不生病不看医生，也没有任何社交应酬。他把这每个月3万令吉的薪水，一分不少地全部存起来。

一年，他能存36万。要凑齐这两天曝光的218万令吉股票本金，他需要连续不吃不喝存钱超过6年。

各位，这合理吗？这符合逻辑吗？这还没算他在2015年、2016年卷入的Gets Global和Excel Force那几百万股的争议。如果把那些旧账都翻出来加在一起，数字将会更加惊人。在反贪会调查任何一个普通公务员或警员时，如果发现对方的资产与收入不符，第一件事就是援引《反洗黑钱法》冻结资产，并要求对方解释资金来源。这就是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说人话就是-你必须证明你的钱是干净的，而不是我们要证明你的钱是脏的。

但到了反贪一号人物身上，这个标准突然消失了。没人问他的本金哪里来，没人问他是怎么累积这笔巨额财富的。这是不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如果今天是一个普通的交警被发现户口有200万股票，反贪会会接受“我已经卖了”或者“我有申报”这样的解释吗？我想答案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这就引出了反贪会和副部长古拉现在用来挡子弹的第二个理由——“申报”。

他们说：“阿占巴基已经向公共服务局和政府首席秘书（KSN）申报了这些股票，所以他是合规的，是透明的。”哼，什么鬼喔?这是我听过最滑稽的诡辩。

各位要搞清楚，《公务员条例》设定“10万令吉”或“5%股权”的上限，不是为了让你填表格用的。这个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公务员因钜额投资而分心，防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内幕交易，防止他们陷入财务困境从而容易被收买。这是一个“红线”，是一个“禁区”。

如果我今天在高速公路上开时速200公里，然后我打电话给交警说：“喂，我要开200了哦，我申报了。”请问，这能改变我超速违法的事实吗？我的“申报”能让我免于受罚吗？显然不能。但在我们的官僚体系里，这似乎成了通关密语。反贪会试图告诉我们：只要你有填那张表格，你买200万、2000万的股票都是合法的。这简直是把“申报制度”当成了“漂白机”。如果申报就能让违规变合规，那还要那个“10万令吉上限”的规定干什么？那条文不就成了废纸吗？

接下来，我要谈这起事件中最让我感到背脊发凉的部分，那就是阿占巴基持有的第二家公司——Awanbiru Technology。这家公司的前身叫做Prestariang。如果你关注时事，你应该对这家公司不陌生。它是前朝政府时代“国家移民监控系统”（SKIN）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持有者，合约价值35亿令吉。希盟在2018年上台后，因为发现合约价格虚高而取消了这个项目。结果，这家公司起诉马来西亚政府，要求赔偿。就在2024年，高庭判决政府败诉，需要赔偿这家公司2.3亿令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家公司是站在政府对立面的。它在告政府，它在向国库要钱。

而我们的反贪会主席，身为政府执法机构的一把手，竟然持有一家“正在起诉政府”并且“依靠政府巨额赔偿金生存”的公司的股票，而且价值高达138万令吉。这是极其严重的利益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吃里扒外”。

试想一下这个画面：当政府输了官司，国库要赔2.3亿给这家公司时，这家公司的股价可能会上涨，而持有这家公司股票的阿占巴基，身家也会跟着上涨。换句话说，政府亏得越多，我们的反贪一号人物可能赚得越多。这种利益结构，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公职人员体系都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不只是瓜田李下，这是直接坐在瓜田里吃瓜了。反贪会主席的职责是保护国家利益，还是保护他自己的投资组合？

当他在调查与政府项目有关的案件时，如果涉及这家公司，或者涉及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他还能保持中立吗？他的决策会不会受到他那几百万股票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标准都要求执法首长必须“比白纸更白”Whiter than white。你不能只是没有犯罪，你甚至不能让公众觉得你有犯罪的动机或可能性。

而现在，阿占巴基的行为，已经彻底粉碎了公众对反贪会的最后一丝信任。这两天，我们看到反贪会顾问局再次跳出来为他背书。这不禁让我想起2022年那个场景，当时的顾问局主席也是这样，开个记者会说：“阿占解释了，我们满意了，结案。”这种“自己查自己”、“球员兼裁判”的戏码，我们还要看多少次？

反贪会顾问局根本没有调查权，他们只能听阿占巴基的一面之词。这就像是让小偷的家人去问小偷本身有没有偷东西，然后向大家宣布大家都是清白的。这是一个死循环，一个制度性的死循环。

更可悲的是，政府首席秘书（Ketua Setiausaha Negara 的角色。报导说，超额持股是否违规，取决于KSN是否批准。这句话把球踢给了现任政府首席秘书山苏阿兹里。我要在这里公开质问：这218万的股票，是你签字批准的吗？如果是，请问你批准的理由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允许反贪会主席持有超过法定上限20倍的股票？难道反贪会主席享有特权，可以不受公务员条例的约束？

如果KSN没有批准，那阿占巴基就是公然违纪。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暂停职务的命令？为什么他甚至还能以主席的身份发文告，威胁要起诉媒体？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专员如果被爆出这种事，会立刻触发“公职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法庭上，如果他无法合理解释这200万是怎么来的，他就得坐牢。

如果发生在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的局长早就被停职查办，甚至已经被控上法庭了。就像之前的交通部长易华仁案一样，不管你位子多高，一旦有表面证据，立刻“冷藏”，这是为了维护机构的尊严。

如果发生在英国，国会的公共账目委员会会立刻传召他进行公开听证，他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五一十地交代每一分钱的来源。但在马来西亚，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沉默。是推诿。是官官相护。

 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心里都有一个巨大的疑问，甚至是一种悲哀的既视感：为什么又是外国媒体？

当年的1MDB丑闻，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踢爆的；这一次反贪一号人物的持股风波，又是美国的《彭博社》揭发的。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自己的媒体，那些号称代表人民喉舌的报纸和电视台，往往不是沉默，就是只能转载外媒的报导？这不是巧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悲剧。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马来西亚，真相往往需要“进口”，而贪污却成了我们最稳定的“出口”产品。

本地媒体不是不想报，是被恶法捆住了手脚，被老板摀住了嘴巴。 当一个国家的反贪一号人物，需要靠纽约的财经记者来监督时，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国家主权和民主制度最大的羞辱。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上台时，高举的是“烈火莫熄”（Reformasi）的旗帜，承诺的是打击贪腐、重整制度。但现在，当贪腐的疑云笼罩在反贪机构本身的头顶时，政府的反应却如此苍白无力。

副部长古拉说“他有申报”，反贪会说“我们支持主席”。这些回应，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告诉人民：在这个国家，只要你的权力够大，你就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马来西亚。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不能让它像2022年那样，吵了一阵子，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这一次，证据更确凿，金额更庞大，利益冲突更明显。作为公民，我们有权利要求真相。我们有权利要求一个干净的反贪会。

我在这里提出三个具体的诉求，这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传播出去的声音：

第一，立即停职。在调查期间，阿占巴基必须暂时卸下反贪会主席的职务。这是为了避免他利用职权干扰调查，销毁证据，或恐吓证人。这是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没有商量的余地。

第二，独立调查。反贪会不能查反贪会，警方查反贪会也未必可信。我们需要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特别遴选委员会”（PSSC），赋予他们传召证人、调阅银行记录的权力。让阿占巴基到国会，在阳光下接受盘问。

第三，公开资产申报详情。既然他说他申报了，那就请政府公开那份申报文件。让我们看看，他是什么时候买的？用什么钱买的？批准人是谁？批准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一切合规，为什么不敢公诸于世？

各位，反贪会是国家最重要的执法机构之一。如果连反贪会主席都不干净，如果连抓贼的人自己都是贼，那我们还能指望谁来维护这个国家的公义？

我们不要听“我已经卖了”这种借口。卖了赃物，不代表你没有偷窃。我们要问的是：钱从哪里来？为什么你可以有特权？

这不仅仅是阿占巴基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对安华政府改革决心的一次终极大考。如果这一次，政府还是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昌明大马”这四个字，将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