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ir Razak批NEP養成「拐杖文化」：土著扶持該如何改革？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 今天我們來談 – 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 NEP。昨天有一場紀念第二任首相敦拉薩的論壇，本來大家大概以為主要就是回顧敦拉薩的貢獻，結果真正引起討論的，反而是他的兒子 Nazir Razak 公開批評 NEP 長期執行下來，已經形成一種 “tongkat culture”，也就是我們常講的拐杖文化。跟他一起講這番話的，還有前副首相敦慕沙希淡 Musa Hitam。Musa 也承認，NEP 確實幫助了很多馬來人和整個國家，可是政府保護得太久，最後會讓一部分人習慣援助，甚至覺得政府幫自己是理所當然的。

Nazir 這個人的背景很值得先講一下。因為他不只是敦拉薩的兒子、納吉的弟弟，他本身也是馬來西亞精英中的精英。他在 CIMB 做了將近三十年，當過 CEO、主席，也進過國家投資機構和公積金的核心圈子。今天他自己做私人投資，資本、人脈、聲望全部都有。換句話說，他不是站在 NEP 外面批評這套制度的人，他本身就是最成功的一批受益者之一。

所以他今天出來講「拐杖文化」，我覺得我們也不用急著把他當成改革英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他為什麼現在講？是不是自己的利益受到影響？還是真的認為這套制度應該改？目前我看不到什麼證據顯示，他是因為最近失去某個政府工程、某個職位，才突然跳出來批評 NEP。事實上，他這幾年一直都在批評政治人物分配土著股份、政府工程和既得利益。

但話又說回來，他今天已經有錢、有國際網絡、有自己的投資公司，他當然比很多普通馬來人更有能力面對一個沒有配額、沒有保護的市場。所以有人問一句：「你已經坐電梯上樓了，現在才叫大家不要再坐？」我覺得這個質疑也合理。只是他長期待在制度裡面，反而可能比很多人更清楚它到底怎樣運作、怎樣被玩壞。

再回到 NEP。它是在 1971 年推出的，背景就是 513 事件之後的馬來西亞。當時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族群和經濟階層高度重疊。很多馬來人住在鄉區，收入低、教育機會少，在企業、專業領域和城市經濟裡面的參與也比較有限。所以 NEP 當時有兩個主要目標，一個是消除貧窮，而且原則上是不分種族消除貧窮；另一個是重組社會，希望不要讓某一個族群長期跟某一種經濟角色綁在一起。

如果放回 1970 年代，其實很難說這個方向本身有什麼問題。當時馬來西亞接近一半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到了 1990 年，貧窮率已經大幅下降。這中間當然有經濟成長、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因素，可是 NEP 帶來的教育機會、土地計劃、公共投資和扶持政策，也確實改變了很多馬來家庭的人生。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一句話就說 NEP 完全失敗，我覺得這樣講不公平。真正值得問的是，一套原本有明確歷史背景的政策，延伸了幾十年之後，有沒有慢慢變成另外一回事。

Nazir 昨天就提醒大家，NEP 原本只打算實施 20 年。敦依斯邁當年甚至把它形容成一種有期限的 handicap，也就是暫時性的扶助。到了 1990 年，NEP 這個政策名稱確實結束了，可是很多以土著為基礎的扶持制度一直延續下來。Nazir 最不滿的其中一點，就是後來的政策太集中在所有權，誰擁有多少股份、多少股權，多少要保留給土著，還有政府工程最後分給誰。

他還直接提到我們馬來西亞人很熟悉的一個詞，Ali Baba。政府為了培養土著企業家，把某些執照、准證或者政府工程保留給土著公司，原本是希望這些公司累積資本和能力。可是如果一家公司自己沒有能力做，拿到工程之後再轉包給其他公司，自己抽取一部分利益，那最後培養出來的，到底是企業能力，還是拿政府工程的能力？

而且還有更敏感的一點，就是誰決定哪一家土著公司拿到這些工程。Nazir 昨天直接問，為什麼是政治人物來挑選？我覺得這個問題比「拐杖文化」四個字更值得談。因為一講拐杖文化，很容易變成華人坐在這裡笑馬來人，說政府幫你們太多，所以沒有競爭力。可是普通馬來人真的拿到很多政府工程嗎？住在吉蘭丹甘榜，一個月賺兩千令吉的家庭，有沒有因為某家公司拿到幾千萬工程，生活就突然改善？當然沒有。

所以土著扶持和扶持某一批有政治關係的人，根本不能混在一起。政府原本是要培養有競爭力的土著企業家，可是如果一家公司最重要的本事，是知道怎樣拿政府工程、認識哪一個部長、哪一個政府機構裡有人可以幫忙，那你把它放到一個沒有配額、沒有保護的市場，它到底還能不能跟別人競爭？

Nazir 認為，連土著公司之間都應該有真正的競爭。我其實很認同這一點，因為保護太久，最後連被保護的人都可能受害。小孩子兩歲學走路，扶著他很正常，可是到了三十歲還不讓他自己走，那就很難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能力站穩。

NEP 走到今天，最難的地方就在這裡。當初設計政策的人可以說 20 年之後重新檢討，可是 20 年過去之後，已經有很多企業、機構和政治力量建立在這套制度上面。一家公司靠土著配額拿政府工程，它當然希望配額繼續；某些機構負責分配這些資源，也不會主動說自己不需要了；政治人物更加不可能輕易放棄，因為只要政府手上還有資源可以分，就有人會來找你，而你可以決定誰拿到執照、誰得到工程、誰得到機會，這本身就是權力。

這也是為什麼每次有人提出要減少某一項土著扶持政策，反對的人馬上就會問：馬來人的經濟地位已經平等了嗎？老實說，答案當然還沒有。今天土著家庭收入跟華人家庭相比仍然有差距，在企業所有權和資本累積方面也一樣。政府現在推行的 PuTERA35，甚至還把 2035 年土著個人和相關機構持有的股權達到 30%，列為其中一項目標。

問題是，1970 年代訂下來的 30% 目標，五十多年後我們還在談，而且一路談到 2035 年。有人會說，既然還沒有達標，就證明扶持不能停。這個說法有它的道理，可是假如一個目標用了幾十年，還一直要靠配額、合約和股份分配來維持，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檢查一下，這套方法到底有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更麻煩的是，在馬來西亞，連討論這些問題本身都不容易。2025 年，馬大新青年曾經提出，應該廢除大學預科班，或者把大學預科班和 STPM 整合成統一的大學入學制度。結果很快有人報警，警方開檔調查，新青年的主席最後還被召去錄口供。

這裡反差就很大了。Nazir 是敦拉薩的兒子，是前 CIMB 主席，也是制度最頂層的精英之一。他今天站在論壇上說「拐杖文化」，媒體會大篇幅報道。可是當一群大學生碰到大學入學配額，提出改革，事情很快就變成報警和警方調查。

你可以說 Nazir 的身份讓他的話更有分量，這我同意。可是反過來看，也說明了馬來西亞討論族群政策時很現實的一面。有些人講同樣尖銳的話，會被當成有遠見；有些人講了，就先要面對警方。

所以我覺得問題已經不只是 NEP 要不要改，而是誰有資格開口講 NEP。假如只有退休領袖、企業大亨、前部長才有安全空間批評，而普通學生、年輕人、公民一開口就擔心被報警，那最後也很難有真正的政策辯論。

一套政策如果還有必要，就應該拿數據出來說明。哪一項扶持今天還有效，幫到的是誰，成本是多少，什麼時候重新檢討，這些都可以講清楚。如果某些制度已經變成少數人拿利益、政治人物拿權力，那也應該有空間讓社會要求改革。

Nazir 昨天提出的方向，我覺得比較值得參考。他希望把更多資源放在教育和專業發展。政府如果把錢花在好的學校、獎學金、技職教育，讓一個貧窮家庭的孩子有機會讀醫科、工程、人工智能，二十年後他可能真的不需要政府再幫他。可是如果政府只是一直給公司執照、工程和配額，公司下一次很可能還是回來等下一張執照、下一個工程。今天的馬來西亞也已經不是 1971 年的馬來西亞了。現在很多貧窮家庭住在城市，B40 華人和印度人一樣面對生活成本壓力，同時也有非常富有的土著精英。

如果一個家庭已經很有錢，他的孩子還需要跟一個 B40 馬來家庭的孩子享受完全一樣的扶持嗎？這個問題，我覺得馬來同胞自己也應該問，因為政府的資源始終有限，你把更多獎學金、培訓和資金留給真正需要往上爬的人，可能反而更接近敦拉薩當年推出 NEP 的原意。

所以走到最後，我覺得比較實際的做法，是把現在還存在的土著扶持一項一項拿出來看。哪些真的幫到弱勢，哪些已經變成靠關係分配，哪些配額還有作用，哪些做法已經應該改。政府如果認為某一項政策有必要，就把理由講清楚；社會如果看到問題，也應該有空間提出來，不要每次一碰到敏感課題，就先用報警來處理。

敦拉薩在 1971 年面對的是當時的馬來西亞，今天我們面對的是 2026 年的馬來西亞。五十五年過去了，一套政策曾經成功，不代表它今天每一個部分都還是對的。該留下的留下，該改的就改。否則再過十年、二十年，我們可能還是在同一個論壇裡，再聽一次同樣的拐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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