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康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當我看到張慶信又一次被罵上熱搜，我心裡其實有一種既熟悉又複雜的感覺。熟悉，是因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他被保守派群起攻之；複雜，是因為這樣的畫面，其實正反映了馬來西亞社會在文化、宗教與政治之間那條越來越模糊的分界線。 這次的起因，只不過是一場旅遊業的慶功宴。幾張照片裡，有人舉著酒杯，有人手中拿著紅酒或啤酒，就這樣，一場本來屬於商業慶典的活動，被放大成宗教爭議，被政治化成道德審判，甚至被要求「開除部長職務」。如果我們從政治的角度冷靜看，其實這場風波並非真的關於酒，而是關於「誰有資格定義道德」這個更深層的問題。 張慶信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其實一直在一個非常危險的灰色地帶行走。身為聯合政府的旅遊部長，他運作的環境中，有一條憲法層面的現實：那就是伊斯蘭被確立為聯邦宗教，宗教議題在公共政策裡具有特別敏感性。這意味著，每當涉及文化、娛樂、飲食或旅遊推廣活動時，他都必須在尊重宗教情感與推動多元文化之間，尋找一個極其微妙的平衡點。。 這其實是馬來西亞政治最困難的部分——我們的體制要求多元，但社會輿論卻常常在一瞬間變得單一。 從去年開始，張慶信就不斷地在為文化多樣性踩線。當他為肉骨茶辯護時，說「這是華人文化的一部分，不應該因為宗教理由而被排斥」，他被罵；當他推動開放的旅遊政策時，鼓勵夜市、娛樂活動帶動經濟，他又被罵。如今，一場私人企業贊助的酒宴，他再一次被推上火線。 這種現象讓我想起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在馬來西亞，做一個「務實的部長」和「政治上安全的部長」，到底可不可以是同一個人？ 面對這次的群起圍攻。他公開澄清說，這場活動不是政府出錢的，是業界自己辦的；他還主動邀請批評者去查帳單，證明沒有一分公帑被花在酒上。這樣的透明，其實正是政治應該有的態度。 可是你會發現，整個輿論的焦點卻完全不在「是否濫用公帑」上，而是在「酒」這個符號。這就顯示出馬來西亞的政治正在被象徵所綁架——一個象徵性的杯子，就能讓人忘記整個產業的努力、外資的投入、以及數以千計旅遊從業者的辛勞。 而最諷刺的是，這些批評者所代表的政黨，本身也長期仰賴煙酒稅、博彩稅作為政府財源。正如前法務部長再益依布拉欣所說的：「政府每年從所謂‘罪惡稅’中賺取六到八十億令吉，但當有人在晚宴上舉杯，他們卻突然變得聖潔起來。」這樣的選擇性憤怒，說穿了不是宗教的問題，而是政治所有權的問題——誰能以伊斯蘭的名義去指責他人，誰就能奪得道德制高點。 旅遊業向來是一個多元、開放、全球化的產業。當我們邀請外國投資者、航空公司、旅遊代理、甚至酒店品牌來馬來西亞合作時，他們帶來的不只是資金，更是一整套生活方式與文化習慣。而一個成熟的國家，應該懂得在尊重宗教的同時，也包容世界的多樣性。這並不是要求誰去喝酒，而是要求政府不要把別人的文化視為威脅。…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國家很多部長在面對爭議時，都有一個共同的毛病——他們只會“依法行事”，卻不懂得“以人之心”行事。最近這起馬六甲校園集體性侵案，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四名十七歲的學生涉嫌強姦一名十五歲的女學生，還把整個過程拍下來。全國人民都在憤怒、在心疼。可是全國媒體的焦點，都只是聚焦在教育部長法德莉娜的一個冰冷的決定—讓他們繼續考 SPM的言論。 她的理由是：「不希望嫌犯在教育上被落下。」聽起來很高尚，對吧？但在這個時候說這句話，簡直就是對受害者的一種輕蔑。因為當全國都在質問“教育部怎麼確保學校安全”的時候，她卻在關心嫌犯的未來。這不是公平，這是政治冷感。 我必須說，教育部長不是法官，她是政治人物。而政治人物最大的任務，不是去背誦法律條文，而是要理解社會情緒，知道人民此刻需要什麼樣的聲音。人民此刻需要的，不是你提醒我們「嫌犯還沒被定罪」，而是你能夠站出來，明確說一句：「這樣的暴力行為在校園裡絕不被容忍。」這一句話，就能安撫千萬個父母的心。 我們不是要她去干預司法程序，也不是要求她去判罪，我們要的是態度。態度代表道德高度。你身為教育部長，代表的是這個國家的價值觀。你的沉默、你的模糊、你的避重就輕，都在傳遞一個訊息——教育體系的權力比孩子的生命更重要。這才是真正讓人心寒的地方。 更諷刺的是，教育部說他們「已經提供心理輔導給受害者」，但你有沒有發現，每次事件發生，教育部講的都是同一句？沒有進度、沒有報告、沒有制度改革。那這樣的回應，和 AI 機器人有什麼差別？這就讓人不得不問，如果政治人物只是一板一眼照著法律行事，那這個部長的位置誰坐都沒有差別。 政治人物的價值，在於他敢不敢在社會需要方向時，給出態度。比如說，美國右派代表人物 Charlie…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 我們今天繼續來談歸化球員的課題。大家如果不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的話請點擊我上一個影片先了解發生什麼事。那麼這次呢，我會回答一些觀眾朋友提出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印尼和新加坡也有歸化球員，為什麼單單是馬來西亞受到重罰呢？再來就是內政部長今天在國會裡對於這件事的回應。最後會分析這事件能發展的三種結局。在正式開始前，系統告訴我多達80巴仙的觀眾朋友都沒有訂閱或關注我的頻道，如果你是一種一位，請你幫幫忙動動手指訂閱或關注我的頻道啦。 首先我們來看最多人問的一個問題， 印尼，新加坡 等其他國家都有外援，這個在國際足壇上是常見的做法，但是為何只有馬來西亞被罰？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歸化球員本身在國際足壇是完全合法的做法。印尼、新加坡等國家能夠使用外籍或歸化球員，是因為他們滿足了 FIFA 規定的兩個基本條件：要麼球員擁有真實的血緣關係，比如祖父母出生在該國；要麼是球員在該國連續居住滿五年。只要這些國家提供的是真實、未經篡改的官方文件，FIFA 就沒有權力介入。 然而，馬來西亞這次觸犯的是…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我們來聊沙巴州的州選舉。還沒開始前，先和大家快速的回顧沙巴的政治歷程，沙巴的政治可說是馬來西亞歷史上最多變也最精彩的一章。從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開始，沙巴就一直在中央與地方權力之間尋找平衡。 建國初期，沙巴由地方政黨主導，1967年起USNO在首任首席部長敦穆斯達法領導下執政，代表穆斯林馬來社群的力量。1976年，非穆斯林原住民為主的「沙巴團結黨」（BERJAYA）上台，並與聯邦執政的國陣（BN）結盟，成為國陣體系的一部分。到了1985年，史上首次出現地方政黨挑戰國陣的成功案例—「沙巴聯合黨」（PBS）以地方自主與反聯邦干預為號召，在州選中擊敗國陣執政的 BERJAYA，這成為沙巴政治自主意識的象徵。 PBS 執政後雖一度加入國陣，但因不滿中央干預，在1990年退出，導致關係惡化。1994年，雖然PBS再次贏得州選，但多名議員在選後跳槽支持國陣，使國陣重奪政權，開啟長達24年的國陣時代，期間多任首席部長依序由巫統與地方盟黨輪替。2018年是重大轉折，國陣在全國政權倒台後，沙巴地方政黨 WARISAN 崛起，與希盟合作組成州政府，首席部長是沙菲益阿達（Shafie Apdal），他成為沙巴歷史上第一位非國陣背景的州領袖。可是2020年，因議員倒戈與政治重組，哈芝芝諾（Hajiji Noor）領導的「沙巴人民聯盟」（GRS）取代 WARISAN…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馬來西亞最近陷入了兩場看似矛盾，但其實又緊密相關的國際事件。第一，就是安華確認邀請美國總統川普出席這個月在吉隆坡舉行的東盟峰會；第二，就是以色列軍方扣押了12名馬來西亞人在加薩外海參與的「GSF 全球堅忍船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讓馬來西亞的外交處境變得更加複雜。 我們先說最新的發展。十月二號凌晨，這支船隊在加薩外海遭到以色列軍方攔截，其中至少有12名馬來西亞人被帶走，包括一些演藝圈人士、社交媒體名人和行動分子。他們在被拘留前錄下影片，拿著馬來西亞護照呼籲政府營救。他們強調，這趟任務是和平的、合法的，沒有任何暴力行為。這些聲音很快傳回馬來西亞，輿論一片憤怒。 首相安華立刻表態，強烈譴責以色列的行為，形容這是踐踏國際社會的良知。他承諾會透過一切法律途徑追責，確保馬來西亞人的安全。這支船隊由馬來西亞、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馬爾代夫、菲律賓和泰國的小船組成，目標就是要打破封鎖，把援助送進加薩。 馬來西亞外交部也發表聲明，說這是一個合法的人道行動，按照國際法是完全正當的。前英國外交官甚至公開表示，以色列在公海攔截船隻，是「明顯非法」，因為這些船不在以色列的領海範圍之內。照國際海事法，公海上的船隻應該受自己所屬國家的法律管轄，不是以色列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安華面臨一個極大的矛盾：一方面，他要在國內強烈表達對巴勒斯坦的支持，維護馬來西亞人的安全；另一方面，他卻同時決定邀請美國總統川普來參加東盟峰會。這件事自然引來更多討論——很多人會問，既然美國是以色列最強大的支持者，馬來西亞是不是陷入了自相矛盾？ 這裡就要回到安華的外交考量。根據東盟的慣例，主席國必須邀請所有對話夥伴的領袖。這不是「選擇性邀請」，而是制度要求。如果馬來西亞因為加薩問題把川普排除在外，將來東盟還有什麼資格自稱「中立平台」？這就是為什麼學者會說，這是一個「低風險」的決定：雖然會有抗議，但並不會破壞東盟的整體架構。 另一方面，美國和東盟之間還有巨大的經濟議題。川普推行的互惠關稅，對東盟出口造成嚴重壓力。新加坡的產品要被課10%，寮國和緬甸更高達40%。這些政策引起東盟普遍不滿。如果川普來到吉隆坡，這就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各國可以當面表達訴求，提醒美國不要因為短視的保護主義而失去整個東南亞市場。 換句話說，安華此刻正在同時打兩條戰線：一條是「原則戰」，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聲援巴勒斯坦、譴責以色列；另一條是「務實戰」，在區域外交中維護東盟的平台，確保美國總統願意現身，讓這個舞台不會被邊緣化。 當然，這樣的雙線策略也有代價。馬來西亞社會對巴勒斯坦的支持情感極為強烈，這次馬來西亞人被扣押，更是火上加油。如果在東盟峰會上，安華看起來對川普過於友好，那麼在國內會被批評「雙面人」。但如果完全不與川普互動，那就等於浪費了峰會的機會。這種兩難，正是小國在國際秩序裡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我們来聊TikTok 在美國的未來。很多人可能以為，這只是年輕人追短視頻、跳舞、搞笑片段的事，但其實不是。這個目前全球排行第五的的社交軟件背後牽涉的是國際政治、國家安全、商業利益，還有美中之間的大國博弈。你可以說，這是一場科技平台被拉上談判桌的經典案例。 在正式進入內容之前，我先和大家解释什麼叫做「平台」？平台不只是 App，它是一個聚集人群、數據和注意力的地方。 你每天滑 TikTok，不只是消磨時間，還在留下數據：你喜歡看什麼、你會停留多久、你對什麼議題有反應。這些數據不只是用來推廣廣告，還能幫人了解社會情緒。這就是為什麼，平台會成為大國博弈的籌碼。因為誰能掌握這些數據、這些演算法，誰就能在資訊戰裡占上風。尤其我要特別強調，注意力在這個時代是一個很稀缺的資源。 好，現在說回 TikTok。經過幾個月的談判，美國和中國方面終於有了一個初步協議。簡單來講，就是要成立一個新的美國公司來運營 TikTok，讓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的持股比例降到 20%…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很多人心裡都有一個問號：為什麼納吉會因為 1MDB 被判刑、坐牢，國際媒體甚至把他標籤成“教科書式的貪腐”；可是馬哈迪，這個在位二十多年、塑造了整個大馬政治經濟生態的人，至今卻始終查不到他個人貪腐的鐵證？難道他真的比納吉乾淨？還是，他其實只是更高明？今天這集就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不是清廉與否的問題，而是「手法」、「時代」與「制度佈局」的差別。 我們先把畫面拉回去，講納吉。1MDB 這個案子你我都耳熟能詳了，但是很多人都還搞不清楚那些錢是怎樣變出來的。 簡單的來講，這些錢是1MDB向外國銀行借來的。為什麼外國銀行肯借出那麼大的款項？那是因為1MDB有國家做擔保人，哇，整個國家做擔保，利息又好，當然能很快的就能發出這筆貸款了。 而最荒唐的地方在於，那筆錢不是模糊在某個國企的黑洞裡、不是藏在某個基金會的帳冊間，而是很明確、有路徑、有流水，最後其中一大筆就躺在納吉本人的本地銀行戶口。這件事以現代的金融追蹤來說，簡直就是自我暴露。國際銀行、反洗錢體系、跨境司法互助，全部都動起來之後，這種「留名留姓」的金流鏈條根本就躲不了。納吉當時還表演了一段公關語錄：「如果我要偷錢，怎麼可能笨到把錢匯進馬來西亞？」抱歉，現實就是這麼諷刺，偏偏你就把錢放在最容易被盯上的地方。這不是“我太聰明你看不見”，而是當時納吉太自信“你一定動不到我”。 而且納吉不是沒試過掩蓋。他也很「用力」——撤換檢察總長、開除敢問問題的副首相、打壓媒體、封鎖網站、動用《官方機密法》把該透明的報告蓋起來。問題在於，這個年代不是 1980 年代了。數位媒體、爆料平台、國際跨社群的資訊流通，你今天把一扇門關起來，明天會有十扇窗打開。你在國內壓得住一時，也壓不住新加坡、瑞士、美國的監管機構。你在電視台安排再多「訪問」，也掩不住推特、臉書、YouTube…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我們來談馬來西亞華人的人口比例為什麼會一路下滑，甚至在2050年可能跌破20%，成為不到五分之一的小族群？ 你知道嗎？1957年馬來亞獨立的時候，華人比例大概有37%，將近四十巴仙。可是到了2020年，我們只剩下23%。而官方預測再過三十多年，也就是2050年，可能只剩下19%，甚至更低。短短一個世紀，從三分之一掉到不到五分之一。這樣的變化，不只是數字，而是文化、教育、經濟、政治權力結構的位移。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生育率。馬來人平均生育率大概在2.1，接近人口替代水準；可是華人只有0.8，連一個孩子都不到。2022年全國出生42萬嬰兒，華人只佔4萬，不到十分之一。想像一下，五六年後很多華小一年級，可能只剩下三十幾個華裔新生，長遠下去，華文教育會不會面臨萎縮甚至裁併？這是必須正視的現實。 第二，移民潮。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海外的大馬人將近一百萬，其中大部分是華人，還是高學歷、專業人才。很多年輕人畢業後選擇去新加坡、澳洲、英國、加拿大，留在當地工作成家，沒有回來。這就是「腦力外流」。對國內來說，人才庫變小，創新力、企業接班都會受影響。 第三，政策環境。從197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開始，資源分配對土著更有利——大學入學配額、公務體系比例、房產折扣等等。原意是扶弱，但華人年輕人感受到的是競爭更激烈、機會更有限，於是乾脆往外走。久而久之，留下的人更少，生得也更少。 第四，跨族通婚。部分華人和馬來人通婚後，配偶改宗，孩子登記為馬來族。單一年份可能影響不大，但長期累積，統計上的華人基數就會往下掉。 反過來看，馬來人的曲線為什麼一直往上？因為他們生得比較多，走出去的比較少，加上公共醫療和教育扶貧，讓鄉區人口存活率更高。再加上東馬的原住民族群都算進去，土著比例從1950年代的約五成，上升到今天超過七成。 那麼，這樣的趨勢會帶來什麼影響？ 第一，文化與教育。華校的生源不足，微型學校會變多，華文教育的覆蓋率可能縮小。社會上說華語、方言的人也會更少，節慶、戲曲、廟會、會館的公共能見度下降。…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要聊的，是馬來西亞即將正式上路的RON95汽油新補貼機制——BUDI95。從9月30號開始，全國將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油價補貼不再是過去那種「無限量、不分你我」的模式，而是設一個上限，每個月最多300公升。這個制度一出，很多人議論紛紛，有人說這是進步，有人說這是妥協。那麼，我們就從頭到尾，把這個改革的來龍去脈講清楚。 在開始之前，先說一說什麼是「目標式津貼」？簡單來說，就是政府不再大水漫灌，而是設定條件，有針對性地把補貼給符合資格的人。馬來西亞過去的燃油補貼，往往變成「全民享有、甚至外國人也搭便車」。這一次的BUDI95，就是要限制對象、控制額度，把資源用得更精準。 新政策的核心有三個重點。第一，從9月30號起，RON95的價格對公民來說是每公升1令吉99仙，比之前的2令吉05仙再便宜6仙。別小看這6仙，因為這等於是兌現了希盟在競選時對選民的承諾。第二，這次補貼不設收入上限，也就是說，無論你是貧窮還是超級有錢，只要你是馬來西亞公民、持有有效駕照，就能享有這個優惠。第三，每人每月最多補貼300公升，超過了就得用市價來買。對電召車，駕Grab的司機則有例外，所以他們不受300公升的限制。 為什麼是300公升？安華的解釋是，根據統計局數據，大多數人一個月的油耗在100到200公升之間，最多也就是250公升，所以300公升幾乎涵蓋了99%的駕駛者。我自己是一個實際例子。我平時是一個星期加一次油，每次差不多RM100，一個月下來大概就是200公升左右。換句話說，300公升的上限對我來說目前是足夠的。但對有些做業務需要跑長途，或者小商戶的朋友來說，可能就不太一樣了，這也顯示這個上限對不同群體會有不同影響。 相信這時候有給汽油 allowance 的老闆們就要頭痛了，因為當業務把打油的單據交回來時，等於老闆要付 2.6的非津貼價格，無形中呢增加了一些銷售成本。至於外國人，即便開的是馬來西亞車牌，還是得照市價2令吉60仙買RON95；而外國車則只能用RON97。這樣設計，就是要堵住便宜油被走私到泰國、印尼的漏洞。 這一次提早宣布和安排，其實也吸收了過去民間的批評。比如說，不設收入上限，就是避免「排富」引發爭議。再來，這次政府刻意提早公布細節，強調會分階段測試，避免像之前100塊SARA現金援助那樣一上線就流量爆炸。甚至連操作方式——用MyKad或TNG、Setel應用程式都能認證—也提前說明提早宣傳，這其實是政府在學習過去的教訓。讓市場有適應和反應的緩衝時間。 把目光放大一點，為什麼補貼改革迫在眉睫？因為這對馬來西亞的財政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2022年，燃油補貼就花了520億令吉，佔全部補貼的74%。我們的稅收只佔GDP的12.5%，而油氣收入又在下降。這樣下去，教育、醫療、基建都要被擠壓。所以任何政府上台，都會很想把汽油津貼砍下來。…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要談的，是安華和馬哈迪，這對師徒、對手、仇人，再一次在「反貪」這個舞台上正面交鋒。這不只是兩個人的恩怨，而是馬來西亞政治最深層的輪迴——二十多年前馬哈迪用反貪和雞姦指控，把安華送進牢裡；如今安華上台，反過來動用反貪會，把百歲老人馬哈迪和他的家族拉下來。問題是，這真的是反貪，還是赤裸裸的政治清算？ 在正式展開前，先來一個公民科普。很多人會聽到「反貪」就拍手叫好，但大家要明白什麼叫「選擇性執法」。它的意思是法律看起來公平，人人都應該受同樣的規範，可是執法者卻只挑某些人開刀，對其他人裝看不見。這樣的「反貪」，不是制度進步，而是工具化，把法律變成政治武器。這樣會讓人民對司法完全失去信任，最後受害的，不是政客，而是你和我。 說回到最新的爆點，反貪會公開說，英國當局已經協助調查馬哈迪家族的海外資產。大家知道這代表什麼嗎？這意味著，馬來西亞歷史上最有權勢、兩度執政的舊時代巨人，第一次被放在顯微鏡下。馬哈迪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不是憤怒否認，而是用冷嘲熱諷回應：「原來我有資產在英國？那麻煩告訴我在哪裡，我拿回來送給窮人。」這種回應很反諷式的回應是對安華赤裸裸的挑釁。 這場戲，不只是調查那麼簡單。馬哈迪同時還在告安華誹謗，因為安華曾公開指責他在長達二十二年的統治裡「掠奪了國家數十億」。馬哈迪就說，安華拖著官司不敢面對，反而拿反貪會來轉移焦點。百歲人瑞還有這樣的戰鬥力，怎能不讓你佩服呢？ 接下來的影片我會和大家分析為什麼敦馬在位幾十年，直到現在都找不到他貪污的證據？如果不想錯過，請訂閱或者關注我的頻道同時打開小鈴噹， 那就能第一時間得到我影片上傳的通知了。 在納吉案之前，很多人以為大馬政壇的精英是「不會被動」的。1MDB醜聞鬧到全世界都知道，最後納吉才被拉下來，判刑坐牢。當時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特例」。可是安華上台後，情況有些不一樣了。他把反貪網撒到更廣：馬哈迪、慕尤丁、依斯邁沙比里，都被傳召；戴姆·再努丁，馬哈迪最信任的財長、當年改革開放的設計師，也被控告隱匿資產。反貪會甚至查封了他的招牌大樓——吉隆坡市中心的Ilham Tower。這是一個強烈的訊號：連大馬經濟史上的重量級人物都能被查。雖然戴姆去世後案件撤銷，但是他的妻子目前還在面對反貪局相關的調查。 同一時間，馬哈迪的兩名兒子也被扯了進來。他們被要求申報資產，數字一出來，嚇壞了普通人：兩兄弟合共掌握超過12億令吉的財富。雖然反貪會沒有直接說這些錢是非法的，但光是曝光就已經讓大眾質疑：這些人到底是怎樣在政商交織的年代積累起來的？馬哈迪陣營也馬上反擊，說這就是「針對馬哈迪的陰謀」。 安華自己怎麼說？他去年就公開宣布要對「過去那些魯莽、傲慢、貪婪的領袖」開戰，說要打造一個「不允許偷國家財富」的新政治文化。聽起來很漂亮，很像正義之師的宣言。但問題是，馬來西亞人不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承諾。2018年，納吉下台的時候，也是馬哈迪重出江湖，利用「反貪」打開潘朵拉盒子，公開把納吉和羅絲瑪豪奢的Hermès手袋、名錶、珠寶搬到媒體鏡頭前。那一幕，才是讓全世界都看傻眼。當時的馬哈迪，才是第一個打破「前首相免疫」的禁忌。換句話說，今天安華之所以能夠調查馬哈迪，正是因為當年的馬哈迪親手推倒了那道特權的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