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康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這幾天吉隆坡的安全戒備突然升級，飯店外頭的警察、路障多了起來，原因很簡單——第47屆東盟峰會，就要在馬來西亞登場了。很多人聽到「東盟峰會」就覺得怎麼又來了，五月的時候不是開過一次了嗎？今天就為大家解答這個問題，同時帶大家一起看看這一屆的峰會有什麼特別需要關注的地方。 首先今年為什麼要辦「兩次」峰會？很多人問：「不是一場就好了嗎？為什麼要搞到5月一次、10月又一次？是不是勞民傷財？」這問題其實很合理。事實上，這並不是重複浪費，而是東盟制度設計裡的「雙峰會制」。根據東盟章程，每個輪值主席國在任期內通常會舉辦兩輪領袖級會議——上半年一場，下半年一場。5月的那一場主要是「中期檢討」或「議程設定」，等於先把題目定出來，初步確立方向；而10月的這一場，才是「成果展示」和「落實簽署」的階段。 以今年為例，馬來西亞是輪值主席國，所以5月那一場第46屆峰會，焦點是設定主題「包容與永續」，同時確立幾項後續要推進的重大議題，比如東帝汶的正式入會程序、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協定3.0版本的談判框架、還有南海行為準則談判的技術日程。那10月這一場，也就是第47屆峰會，才是實際讓這些議題「落地」的時刻。你可以把它想成：5月是期中考、10月是期末考。 另外一個差別是規模。5月的會議主要是東盟十國內部的首腦討論，算是「家庭會議」；10月這一場則是開放給「對話夥伴」，也就是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洲、紐西蘭這些主要合作國家參與。所以10月這場峰會的陣容更大，甚至有超過30位世界級領袖同場出席。美國總統川普確認會來，中國則由李強率團。外界預料他們會在場邊舉行雙邊會談，也可能見證泰國和柬埔寨的停火協議。你看，這已經不只是東盟內部事，而是一場全球級的外交舞台。 那為什麼選在馬來西亞？因為這是我們的輪值主席年。輪值主席國每十年才會輪到一次，對任何政府來說都是展現外交能力的黃金時刻。主場外交這件事，做得好可以加分，做不好就會被國內輿論罵浪費公帑。也因此，這次的籌備從安保、交通、媒體接待到場館佈置，馬來西亞政府投入相當大。 有人就問：「這樣搞兩次，不是很浪費嗎？」老實說，這問題有兩面。從成本來看，當然貴。交通封路、動員警力、住宿接待、場館佈置、外賓交通，少說也要幾千萬令吉。但從制度面看，這是東盟章程規定的程序，不辦不行。再加上峰會本身能帶動外資關注、媒體曝光、旅遊需求，部分支出其實會被消化回來。所以這要看成果能不能配得上成本。如果最後簽成協議、拿到投資，對國家形象與企業都是長遠回報；但如果開完會只剩一堆宣言，那的確會被罵勞民傷財。 那說回正題——這次第47屆峰會到底在談什麼？首先是「東帝汶入會」。這是歷史性的一步。這個只有一百多萬人口的國家，在東盟觀察員身份十多年，終於要正式成為第11個成員。這不只是禮節，還意味著東盟要思考如何幫助弱勢成員融入體系，比如人力發展、貿易接軌、數位化等等。 第二個焦點，是「經貿」。峰會將討論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協定3.0，也就是ACFTA 3.0版本。這份協定被形容為東盟應對全球關稅戰、重建供應鏈穩定的關鍵。裡面會新增「數位貿易」「綠色經濟」「包容性發展」等新章節，讓東盟更貼近現代貿易結構。對馬來西亞來說， 能穩定電子業出口，也能吸引製造業回流。…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年我們來說-學校禁酒事件。表面上這只是關於一杯酒能不能在禮堂裡出現的問題，但背後其實牽動著整個社會對多元文化、宗教界線、以及自由空間的焦慮。 事件的導火線大家應該知道了。九月底，怡保聖米高中舉辦校友晚宴，場面熱鬧，有供應酒精飲料。結果照片流出後，酒被伊黨的國會議員拿去國會質問，說為什麼允許學校範圍裡出現酒精。首相安華在十月二十三號回應說，政府學校範圍內不應該舉辦涉及酒精或賭博的活動，因為那違反教育場所的宗旨。 有個事情要需要特別的說明。其實絕大多數的華文小學，在法律上被歸類為「政府資助學校」，而不是完全的政府學校。這讓整個事情掉進灰色地帶——既不是完全公立，也不是完全私立。所以華社因此對這個表態反應非常大，擔心首相的金口一開，這項原則性的禁令，未來會被無限放大，變成連所有接受政府部分資助的華校都要遵守的規則。那就不只是文化議題，而是衝擊整個華小的根本運作。 要理解這場風波為什麼會引爆，我們要先明白——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裡，一杯酒的重量，遠遠超過你想像。在華人的文化裡，酒精不只是飲料，它是情感的媒介，是社交的語言。婚宴、社團周年、校友聚會、籌款晚宴，幾乎都少不了酒。尤其是那一聲「飲勝！」——那不是單純的乾杯，而是一種儀式，一種集體吶喊。那拉長音的「Yam Seng」背後，是喜悅、是祝福、是團結的象徵。沒有這一刻，整場宴會都會顯得不完整、不熱鬧、不夠誠意。 所以當安華在國會說「學校不能有酒」，很多人聽到的不是規矩，而是一種文化被否定的感覺。特別是對華文學校來說，那些禮堂不是單純的教育設施，而是整個社群共同的精神場域。很多學校的禮堂，是靠家長、校友、社團一磚一瓦籌建起來的。它是婚禮的舞台，是籌款的場地，也是華社延續文化生命的空間。你知道嗎？許多學校的營運開銷，靠的就是這些宴會的租金收入。這種「以校養校」的模式，是因為政府的撥款不足，社區只好自己養自己。如果禮堂不能辦酒席，學校少的不只是錢，而是整個社群連結的機會。 而且，這些宴會通常是在放學後舉辦的，參與者都是成年人，不涉及學生。要把「教育道德」延伸到這些私人活動上，其實就是一種權力越界。這也是為什麼華社那麼強烈反彈。大家覺得，這不只是禁酒，而是在削弱非穆斯林社群的文化空間，是把一套以伊斯蘭道德為核心的價值觀，往整個社會推進。 這樣的恐懼不是空穴來風。在馬來西亞這樣一個以穆斯林為主體的國家，非穆斯林能在自己的社交場合自由飲酒，一直被看作是「多元精神」的象徵。那是一種共存的平衡，一種「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生活方式」的默契。可是當政府開始介入，哪怕只是一句「不應該有酒」，對很多人來說，那就像是一個文化生活習慣被悄悄往侵蝕了一寸。 在首相發表聲明後的24小時內，此議題迅速被提上2025年10月24日的每週內閣會議議程 。據報導，多名來自不同成員黨的華裔部長，在會議上針對禁令可能對華校造成的衝擊，進行了強而有力的陳述。被提及的關鍵人物包括來自行動黨的陸兆福、倪可敏、沈志強，來自人民公正黨的鄭立慷，以及來自砂拉越全民團結黨的張慶信。內閣最終達成共識，決定維持現狀。這項決議的具體內容為：全國華文小學的禮堂將不受禁令影響，可以繼續舉辦提供酒精飲料的宴會活動…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是10月21日星期二，日本終於出現了第一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這件事在日本的政治史上無疑是一個大事件，因為這個國家從戰後到現在，首相一職從來都是男人的天下。可是這位「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人，卻不是一位主張女權、推動性別平等的政治人物，而是一位非常保守、甚至帶著「右傾色彩」的政治家。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讓大家了解一個基本概念——日本的「內閣制」。 日本首相並不是人民直接選出來的，而是由國會裡的議員投票產生。換句話說，首相是「議會選出來的多數派領袖」，而不是「全民票選」。這也是為什麼政黨的聯盟關係、議席分佈，往往比個人魅力還重要。 而日本憲法裡還有一個世界獨有的條款——憲法第九條，明文規定日本「放棄戰爭」和「不保有軍事力量」。這條法律讓日本在過去七十多年裡只能擁有「自衛隊」，卻不能擁有軍隊。 那麼，一個主張「要強化軍力」的首相出現了，代表什麼？這就是今天的重點。 先講現象。2025年10月21日，日本國會正式選出高市早苗成為首相，這位64歲的女性，也成為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她的背景非常有戲——年輕時打過鼓、騎過摩托，是個性格鮮明的女人；但在政治上，她卻是保守陣營的代表人物，長期是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嫡系支持者。她強調要修憲、強化自衛隊、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 這次她之所以能當選，其實過程一波三折。原本自民黨和公明黨聯合執政長達26年，但在她贏得黨內選舉後，公明黨突然退盟，讓自民黨陷入少數政府危機。 最後她拉攏了另一個政黨——日本維新會，才成功拿到足夠票數在國會中當選。也就是說，她今天能坐上這個位子，靠的是一場「政治換血」，一場權力的重組。 然後我們來講爭議。高市早苗的上台，引起了很多討論。表面上大家在慶祝日本有了第一位女性首相，但她本人其實反對女性天皇制度，也反對夫妻分姓，對性別平等議題態度冷淡。這就出現一種很奇怪的對比——一位女性首相，卻不支持女性權益的改革。這在日本內部引發了很大的爭議。 另外，她的外交與國防立場更是「強硬中的強硬」。她主張增加國防預算，甚至要把軍費佔GDP的比例從目前的1.4%提高到2%，甚至更高。她認為日本應該在區域安全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換句話說，她希望讓日本「重新站起來」。這種說法，在日本國內贏得了保守派的掌聲，但也讓左派和鄰國——特別是中國與韓國——感到不安。…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要跟大家談談日本的政治現況。大家最近都聽說日本可能會出現第一位的女性首相，但是最近公明黨正式退出了與自民黨長達25年的執政聯盟。使剛剛當上自民黨黨魁的高市早苗，要成為首相的夢瞬間陷入不確定的情況。 很多觀眾可能對日本政治不熟，我們先來科普一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日本和馬來西亞一樣，是議會內閣制，也就是說，誰能當首相，不是人民直接選，而是由國會眾議院的議員投票決定。只要某個政黨或聯盟在眾議院掌握過半，也就是465席裡的233席以上，那個黨的領袖幾乎就能自動成為首相。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的「執政聯盟」這麼重要——它不只是合作，而是誰能執政的關鍵門票。 從1999年開始，日本政治就幾乎由「自民黨＋公明黨」主導。自民黨代表傳統保守派，重經濟、重外交安全；公明黨則是中間偏左，背後有創價學會這個佛教團體，主張和平主義、重社會福利。這對「政壇夫妻檔」合作了超過二十五年，儘管時有摩擦，卻一直是日本政治穩定的核心。 但這段關係，現在終於破裂了。 公明黨黨首齋藤鐵夫在與自民黨會談後直接宣布：「我們要回到原點，暫時結束合作關係。」理由是自民黨遲遲沒有在「政治獻金醜聞」上給出具體改革方案，而高市早苗對此的回答，令他們完全不滿意。公明黨甚至明確表示：「如果改革不可能達成，那我們不可能在首相提名中寫下高市早苗的名字。」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就是不支持她當首相。 這麼一來，日本的政局馬上進入不穩狀態。日圓下跌，日經指數收低，外界開始懷疑日本是否會面臨新一輪政治混亂。那我們來看數字。目前日本的國會分成兩院——眾議院和參議院。 眾議院總共有465席，在2024年選舉之後，自民黨和公明黨聯盟只拿下大約215席，失去了過半的233席門檻。也就是說，即使兩黨聯手，也不再是多數。反對黨的總席次超過260席，主要包括立憲民主黨、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等多個政黨。 上議院，也就是參議院，有248席。自民黨目前約101席，公明黨21席，同樣沒有過半。這意味著無論在上院還是下院，日本的執政聯盟現在都處在「懸浮狀態」——法案要靠談判通過、預算案也得逐一協商。 那觀眾可能會問：既然執政聯盟都沒過半，那為什麼在野黨不趁機組政府呢？ 這問題很合理，但日本政治的現實沒那麼簡單。首先，雖然自民黨失去了過半，但它依然是國會裡席次最多的單一政黨。換句話說，它還是「最大黨」。而在日本的政治文化裡，「最大黨」有天然的執政優勢，除非其他黨能快速組成聯合陣線，否則不會有人輕易推翻現政府。…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要談的，是馬來西亞政府即將在下個月實施的一項新政策：調高煙草與酒精的稅率，也就是俗稱的「罪惡稅」。這個名字本身，就已經帶著一層道德判斷的顏色。政府的說法很簡單：為了公共健康、為了社會責任、為了讓人民少抽一點、少喝一點。但問題是—當政府用「道德」當作稅收的理由，這其實就是在用懲罰取代教育，用形象取代改革。 讓我們先科普一下什麼是「罪惡稅」。這不是普通的消費稅，而是一種以「抑制不良行為」為名的課稅方式。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宗教制度。當時教會會對酗酒、賭博等被認為有罪的行為課重稅，以達到道德約束的效果。到了現代，政府延續了這個邏輯，但換上了新的說辭——公共健康、社會福祉、醫療開銷。說白了，這是一種「懲罰式課稅」。 根據安華政府最新的財政預算案，從下個月開始，每支香煙將多課2巴仙稅，而酒類則會暴漲10巴仙。這是多年來最大幅度的調整。官方解釋說，這樣做能減少吸煙與飲酒的習慣，同時為醫療系統提供更多資金。聽起來道德高尚，但數字背後，其實藏著一個非常現實的族群邏輯——為什麼煙稅漲2%，酒稅卻漲10%？ 馬來西亞是一個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穆斯林佔了全國六成人口以上。在伊斯蘭律法中，飲酒是被明確禁止的；但吸煙則只是被視為不良行為，並非宗教禁令。這就導致一個現實：喝酒的，多半是非穆斯林，也就是華人與印度人；而抽煙的，則橫跨各族，甚至以馬來同胞為主。 所以，當政府要推出罪惡稅時，它選擇了政治上最安全的組合。酒稅調高10%，因為不會影響大多數穆斯林選民，反而能營造出「道德治理」的形象；煙稅只象徵性調高2%，因為那會影響馬來基層的消費群體。這不是健康政策，這是精算過的選票策略。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這麼明顯的雙重標準，為什麼沒有政黨站出來反對？這正是整件事最詭異的地方。
我查過了——目前沒有任何主流政黨針對這次罪惡稅調整發出明確反對聲音。行動黨作為執政聯盟的一員，完全保持沉默；馬華身為華基政黨，也沒有公開批評。甚至連反對黨陣營的民政，也沒有把這個議題拿出來炒作。不是他們不知道，而是沒有人敢。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道德包裝」的政策。誰反對，就等於在政治上承認自己「支持吸煙」、「鼓勵飲酒」。這種標籤殺傷力太強。對行動黨來說，他們的華人支持者的確受影響，但作為聯盟政府的一部分，他們不能公開挑戰安華的「Madani」道德框架；否則就會被說成「反伊斯蘭」。對馬華來說，他們雖然知道這稅制會傷到非穆斯林餐飲與酒業者，但他們早已失去議題主導權，也不願意被標籤成「替喝酒的人講話」。 目前唯一有些微發聲的，是個別議員曾在國會建議，應該把罪惡稅收入設為「專戶」，用於非穆斯林社群的福利與教育開支，而不是混入中央基金。但這並不是反對稅收本身，而只是針對用途提出意見。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幾乎沒有任何主流政黨願意大聲反對這次罪惡稅調整。
這並不是因為大家都贊成，而是因為這是一個「誰反對誰就輸」的道德陷阱。所以只有靠網紅來為大家發聲了。…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你有沒有發現，每當世界上出現重大外交場合，馬來西亞總是很熱血地在旁邊喊口號，但真正到了簽約、握手、談條件的時候——我們卻不在現場。這次川普主導的加沙停火協議，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全世界二十多個國家，包括印尼總統都到了埃及見證，只有我們——馬來西亞，缺席。安華說，是因為我們「有保留地支持」，不想盲目附和這份協議。聽起來很有原則對吧？但問題是—外交的世界沒有旁觀席，你不在桌上，就不在人家的議程裡。 川普這次的和平協議，雖然有他一貫的戲劇性，但它確實讓戰火暫時停下來。以色列開始釋放兩千名巴勒斯坦囚犯，哈瑪斯也放了二十個以色列人質。你可以討厭川普的風格，但不能否認，這是過去兩年來第一個真正能讓雙方冷靜下來的機制。結果，我們的首相安華在國會上說：「我們沒有被邀請，因為我們給的是有條件的支持。」聽起來像在堅持原則，但外交世界不是考試，不是誰最正確就能得高分。這是一場現實的遊戲，誰在場誰就能發聲。 說白了，馬來西亞錯過了這次國際舞台的曝光。當印尼總統在會場上和川普合照、談安全合作，甚至被記者捕捉到「熱麥事件」那就是向川普要求見他兩個兒子時，整個媒體圈都在報導印尼的活躍。反觀我們，連照片都沒有，新聞裡的存在感，只剩下一句「沒有受邀」。對比起來，差距太明顯了。 我知道，安華想表現出馬來西亞一貫的原則立場——我們不與以色列建交，我們反對佔領，我們堅持巴勒斯坦建國。但問題是，外交不只是喊立場，而是如何把立場轉化成影響力。你看，印尼也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但他們照樣出席，照樣談條件。這不是出賣原則，而是用更靈活的方式讓世界聽見自己的聲音。 安華在國會裡說，「歷史告訴我們，以色列不會履行承諾。」這句話我完全同意。但問題是——歷史也告訴我們，當別人都在寫新協議的時候，你如果缺席，你的意見就不會出現在文件裡。外交不是道德比賽，而是現實的權力交換。尤其當川普親自坐鎮，埃及、卡達、土耳其都派高層代表出席，你不出現，等於自動把主導權讓出去。 馬來西亞長期自詡為「巴勒斯坦最堅定的朋友」。但你想想看，朋友之間如果你每次都拒絕參加重要會議，只說「我支持你，但我不想坐在那群人裡面」，久而久之，別人真的會記得你嗎？外交的現實是：沒有參與，就沒有影響。即使你說得再正義，世界只記得誰在現場。 我必須說，安華這次錯失的不只是一次出席會議的機會，而是一場象徵性的國際回歸。馬來西亞這幾年在國際舞台的聲音本來就偏弱，好不容易有一個涉及人道、和平、亞洲領袖都在場的高層會議，我們卻選擇站在門外。你可以說這是原則，但在別人眼裡，這是缺席。 我甚至覺得，這樣的「有保留支持」是一種政治自我安慰。因為說白了，川普的和平協議雖然有瑕疵，但他成功地把話語權拿回來。全世界的媒體版面都在談「川普的和平」、「美國的調停」、「新一輪中東重建」。請問馬來西亞在哪裡？我們的外交部呢？除了開記者會譴責以色列、表態支持巴勒斯坦之外，我們有提出什麼具體建議嗎？沒有。 而且更諷刺的是——安華說他會趁川普來出席十月底的東盟峰會時，向他「表達關切」。拜託，這聽起來不像領袖的外交策略，反而像一個錯過主場的學生，在補交功課。你不在埃及會場上發聲，到時候在吉隆坡見面，人家川普早就完成首輪簽署了，哪還需要聽你表態？ 我並不是要否定安華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那是值得尊敬的信念。也是馬來西亞外交政策一直以來的方向。…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我們要談的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官司——百歲前首相敦馬哈迪，正式把現任首相安華告上法庭。這件事不只是政治新聞，它更是一場對「言論自由與名譽權」的測試。 在正式進入故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科普一個概念：什麼是「誹謗」。 在法律上，誹謗是指某人發表的言論或文字，導致他人的名譽被損害。簡單說，如果你說了一句讓別人被社會誤會、名譽受損的話，那就可能構成誹謗。而在法庭上，誰是原告、誰是被告，雙方的責任也不一樣——原告（被誹謗的人）必須證明對方的言論確實指向自己、而且是不實的；而被告則可以主張「我說的是真的」或「我有合理依據」，甚至說「我並沒有指名道姓」。這種拉鋸，往往不只是法律辯論，更是一場公信力的對決。 好，帶著這個背景，我們回到現場。2025年10月21日，莎阿南高庭出現了一個震撼的畫面：前首相敦馬哈迪，100歲高齡，親自上庭對現任首相安華提告誹謗。要知道，這是前後兩任首相第一次在法庭上正面交鋒，畫面之罕見，可以說是百年難遇。只是這場官司才開審半小時，就因為敦馬身體不適而休庭。 那事情到底是怎麼來的？要追溯到2023年3月18日，當時安華在公正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沒有指名道姓，但他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有一個掌權22年又22個月的人，下台後還在喊馬來人被邊緣化」。哇，22年又22個月，這個數字大家一聽就懂是誰。馬來西亞政治史上，符合這個任期的，只有一個人：敦馬哈迪。 安華還補了一句，說那個人「執政時圖利家人」，暗示當權期間有人貪腐。這句話說出口之後，全場鼓掌，但馬哈迪聽了火冒三丈。因為這已經不是普通政治批評，而是直接影射他貪污、讓家族發財。 馬哈迪很快就反擊。他公開否認一切指控，強調自己當首相時只有領薪水，沒有貪過一分錢，沒有讓家人承包政府工程，也沒有逃稅或轉移資金。他說：「如果安華有證據，那就拿出來。沒有證據就不要亂講。」他甚至指責安華身為首相、掌握政府資源，更應該謹慎，不可以用政治語言去毀別人的名譽。 但為什麼馬哈迪這麼多年沒告安華，偏偏選在安華當上首相後才提告？他的理由很直接：以前安華只是反對黨領袖，講什麼都無關痛癢；但現在他是首相，一句話的影響力太大，國際媒體都會報導，這已經不是個人之間的口角，而是名譽的毀滅。 於是到了2023年5月，馬哈迪正式入稟高庭，控告安華誹謗。他開口就要賠償1億5千萬令吉，其中1億是懲罰性賠償，5千萬是一般賠償，還要求安華公開道歉。這訴訟一出，整個馬來西亞政壇都震動。 時間快轉到今年10月。法院開審那天，馬哈迪穿著西裝上法庭，親自作供。他的律師首先播放安華的那段演講影片，讓法官親眼看——「22年22個月」這句話。馬哈迪指著影片說：「全國只有我符合這個描述。」他再一次強調，自己沒有貪污、沒有圖利家人，也沒有證據顯示他做錯事。…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我要談一個非常沉重，但同時也非常憤怒的話題。就是最近發生在加影收費站的那場大車禍，一名年僅一歲的小男嬰當場喪命。這個畫面，整個馬來西亞都看到了。三噸重的羅里，失控衝向收費站，把幾輛正在排隊的車子撞到稀巴爛，有的車子直接被壓到只剩一半的長度。這樣的畫面，你怎麼可能看了不心痛？怎麼可能看了不憤怒？ 可是，大家在哀傷之餘，等著交通部長出來給一個交代的時候，等著政府表態會怎麼防止下一次悲劇的時候，我們的交通部長陸兆福，居然把重點放在「如果父母有放兒童安全座椅，孩子可能就不會死。」聽到這句話，很難怪陸部長這次又給網民吊了。 我必須說，他講的話，事實上沒有錯。的確，如果小孩有被固定在兒童安全座椅上，衝擊力再大，也許還有一線生機。但問題是，你作為一個部長，在這個時間點，在全國民眾還在震驚和哀傷的時候，把話題轉到「家長沒做好」，這是什麼意思？這不是標準的「victim blaming」嗎？ 大馬人第一時間想知道的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羅里事故？為什麼羅里司機可以把車子開到煞車失靈？為什麼這麼多年，重型車輛上路的安全監管永遠是這麼鬆散？大家問的是：交通部有沒有盡責？政府有沒有做到位？可是部長卻把矛頭指向受害者。這種態度，這個發言，真的是非常扣分 。 你看，根據馬來西亞道路安全研究所的數據，過去六年裡，因為重型車輛造成的死亡超過一千四百八十人，平均三十六小時就死一個人。這不是一個小問題，這是一個長期結構性的問題。但這麼嚴重的議題，交通部到現在有什麼實質的方案？你有看到過去幾年有嚴格限制老舊羅里上路嗎？有看到重罰車主忽略維修嗎？有嚴厲防止驗車中心的官員收取賄賂kopi錢嗎？ 我們人民要的是制度上的改革，要的是確保馬路上不會有這些失控的「移動炸彈」。結果，你的回答是「父母要放兒童座椅」。這不是答非所問嗎？這不是把自己的責任卸掉，丟給人民嗎？ 而且更諷刺的是，兒童安全座椅這件事情，其實早在2020年就立法了，理論上已經是強制的。但到今天還沒有真正執行，因為政府說「很多家庭嫌太貴，買不起，一直延遲執法」。這樣的政策推行，自己都沒有決心去落實，然後現在出事了，才突然拿出來當擋箭牌，說「你們父母沒用座椅」。這是不是很荒謬？ 我們再回到陸兆福的態度。他不是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講出「扣分」的話了。之前有人批評政府表現，他不是說「不要幫忙就閉嘴」Diam…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我們來關注國際大事——川普宣布結束加薩兩年的戰爭。這場戰爭奪去了無數平民的生命，而如今，結束它的竟是一位從不按牌理出牌的美國總統。這個故事，不只是中東的新聞，它其實關乎一個問題：當外交的規則不再管用時，一個政治素人能不能憑一己之力改寫戰爭的劇本？ 在正式開始之前，讓我先講一點「公民科普」——什麼是「國際斡旋」？ 在國際政治裡，當兩個國家或武裝組織陷入戰爭，往往會有第三方出面協調，這就是所謂的「斡旋」。斡旋者要同時扮演調解人、保證人、甚至有時是壓力來源。他不能只是傳話筒，而是要在雙方都不信任的環境中，創造信任。傳統上，這種工作是外交官在幕後完成的，領導人最後才出場宣佈成果。這是所有教科書都會寫的標準模式。 但川普完全顛倒了這個順序。他先宣佈「我們結束了戰爭」，再逼著整個世界去填補細節。這就是他所謂的「逆向斡旋」——不是靠談判，而是靠製造既成事實。傳統外交是「先解決分歧再簽署和平」，而川普的做法是「先宣佈和平，然後逼大家接受這個現實」。這就像一個建築師先宣佈大樓完工，然後叫工人去補牆、裝窗、拉電線——你說瘋不瘋？但偏偏，它目前真的奏效了。 根據美國白宮的說法，這份以哈和平協議有20個條款，第一階段包括停火、以軍撤離到指定邊界、哈瑪斯釋放人質，還有一個由巴勒斯坦代表組成、名為「和平委員會」的臨時治理機構。外界形容，這個委員會將由「和平理事會」監督，而主席，竟然就是川普本人。 當消息傳到加薩，人們在街上跳舞，放煙火；在以色列，媒體形容這是「不情願的勝利」。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份協議之所以出現，不是因為雙方信任彼此，而是因為沒人敢公開否定川普。 要知道，傳統上這類協議都是幾個月、甚至幾年的秘密談判。可是這一次，美國的談判代表在埃及的紅海度假勝地談到深夜，川普卻提前對外宣布「和平達成」，然後說他要親自飛過去見證。外交官們嚇壞了——因為協議還沒完成！以色列的撤軍線、囚犯交換名單、哈瑪斯的安全保證，全都還沒談妥。 可是，當川普宣布那句「We ended the…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要談的，是美國政府再一次陷入停擺。可能有些觀眾會問：咦？這不是第一次吧？為什麼老是聽到美國政府停擺，新聞不時就報一次，好像已經變成家常便飯。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種情況幾乎只發生在美國？別的國家就不會嗎？這裡頭，其實藏著美國政治制度的獨特設計，也折射出兩黨惡鬥如何把政府當成籌碼來玩。 先跟大家講清楚，什麼叫「政府停擺」。所謂 shutdown，就是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案沒有通過。因為在美國制度裡，所有的政府開銷都要經過國會批准，總統簽署才算數。換句話說，如果國會兩黨談不攏，預算案卡住，那政府就沒有合法的支出依據，很多部門只能停工。這一次，就是在 10 月 1 日凌晨零點一分，正式進入七年來第一次的政府停擺。 這一次的癥結點在哪裡？共和黨雖然控制眾議院和參議院，但在參議院，他們沒有 60 票的「過關門檻」，所以必須要有部分民主黨議員願意配合，法案才能過。但民主黨提出了幾個堅持：第一，他們要延長健保補貼，讓更多美國人能負擔得起醫療保險。第二，他們反對川普削減老人、低收入家庭、殘疾人士依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