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取消私教機構30%土著股權要求 部門說法矛盾再掀疑問

大家好，我是李偉康，今天我們來談教育部取消私立教育機構30%土著股權要求這件事。這個課題最近突然引起討論，但它其實不是一條新的政策，真正奇怪的地方就在這裡。教育部自己已經確認，有關私人教育機構股權結構的要求，早在2006年的政策文件裡面就已經存在，也就是說，這項規定放在政府的制度裡已經差不多20年了。可是如果真的存在這麼久，為什麼過去這麼多年，我們很少聽過補習中心因為沒有30%土著股權而不能營業，偏偏到了現在，業者突然擔心，等到2027年更新執照的時候，可能會因為不符合股權要求而拿不到續牌？

最近把這個問題真正帶進公眾視野的人，是洪偉翔。他透過自己的社交媒體和直播，把相關政策文件拿出來討論，指出一些以私人有限公司形式經營的補習中心，可能需要符合至少30%土著股權的要求。這個消息一出來，很快就在華社傳開，媒體開始跟進，一些業者也開始擔心，自己原本已經經營很多年的補習中心，到了下一輪續牌的時候，到底會不會突然被要求重新安排公司股權。

這些規定本來就存在政府文件裡面，業界裡面肯定也早有人接觸過。當時也有人質疑，洪律師引用的是哪一個版本，現在到底還有沒有效，獨資企業和私人有限公司是不是一樣，甚至有沒有把適用範圍講得太廣。說他為了罵而罵，因為政府文件本來就不能只看一張截圖，年份、版本、後來有沒有更新，都應該一起看。

可是事情發展到後來，教育部自己承認，這項至少30%土著股權的條件確實可以追溯到2006年的政策框架，最後甚至宣布取消這項要求，所以至少洪偉翔提出來的核心問題，並不是憑空捏造。更重要的是，他把一個原本躺在政府文件裡面的行政要求，拉進了公眾輿論。很多政府規定就是這樣，平時放在網站、手冊或者指南裡面，普通人根本不會去看，直到有一天你真的去申請牌照或者更新執照，官員突然跟你說這個條件不符合，你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還有這條規定。

如果你只是一間普通補習中心，其實你很難跟政府爭論。官員說文件就是這樣寫，你可能跑幾次教育局，都問不到一個清楚答案，最後還是得自己想辦法配合。可是這一次，洪偉翔有網絡影響力，事情放上網之後，媒體開始報導，業者的擔憂也很快被放大，接著政治人物就開始回應。

其中最實際的一個問題，就是現有補習中心到了2027年更新執照的時候，到底需不需要符合30%土著股權要求。八打靈再也國會議員李健聰就要求教育部把這一點講清楚，因為如果一間補習中心已經經營了很多年，現在突然被告知，公司股權必須重新安排，不然下一次不能續牌，這個影響其實很大。接著企業及合作社發展部長沈志強也表示，他在9月18日的內閣會議提出這件事，內閣之後要求教育部檢討。

到了9月20日，教育部發文告回應，說有關股權要求早在2006年的政策手冊裡面就已經存在，同時表示會把檢討建議帶到內閣。隔天，也就是9月21日晚上，教育部再宣布，私人有限公司經營教育部屬下私立教育機構，不再需要至少30%土著股權。從網上引起爭議，到業者表達擔憂，到內閣介入，再到教育部宣布取消，前後只有幾天，政府願意這麼快回應，我覺得這一點應該肯定。

張念群後來也發文說，這就是行動黨繼續留在內閣的意義。她這樣講當然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教育部副部長黃家和是行動黨的人，黨內其他部長也可能在內閣裡面支持取消這項要求。不過如果要把整件事情怎麼發生講的完整，也不能從內閣開會那一刻才開始算。前面有人把問題帶進輿論，媒體開始跟進，業者的擔憂被看見，議員開始追問，接著部長把事情帶進內閣，教育部最後修改政策，所以政府裡面有人願意處理，應該給肯定，政府外面有人先把問題挑出來，也應該承認他的作用。

本來事情發展到這裡，看起來已經差不多告一段落，結果第二天又出現新的問題。教育部在宣布取消30%土著股權要求的文告裡面，明確說到，他們是在和投資、貿易及工業部，也就是MITI討論之後，才作出這項調整。可是MITI隔天自己發文告，說他們對這件事情毫不知情，而且還特別澄清，土著股權政策相關事項，其實不是由MITI負責，而是屬於經濟部旗下經濟策劃單位，也就是EPU的權限。

這樣一來，事情就更加混亂了。教育部的版本是，我們已經跟MITI討論過，MITI的版本卻是，我不知道這件事，而且這也不是我管的。對普通人來講，這可能只是兩個政府部門講出不同版本，可是對私立教育業者來說，他們現在真正想知道的，是這項30%股權要求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經取消，新申請是不是不用，現有補習中心到了2027年續牌是不是也不用，地方教育局最後又會拿哪一份文件來執行。

所以現在業者要求政府把事情講清楚，我覺得完全合理。更加重要的是，MITI現在又說，真正負責土著股權政策的是經濟部旗下EPU，那下一個問題自然就是，教育部在宣布取消之前，到底有沒有和真正負責這項政策的單位協調。如果有，政府把程序講清楚就可以了；如果沒有，那教育部之前為什麼會說，是和MITI討論之後才作出決定？這已經不只是30%股權合不合理的問題，而是不同政府部門之間，對同一項政策到底誰負責、誰有權決定、誰跟誰談過，現在看起來都沒有完全對上。

而且這個新發展，剛好又讓我們回到整件事情一開始最大的疑問，就是一條2006年已經存在的規定，為什麼到了2026年突然讓業者這麼緊張。如果過去20年，教育部一直都非常嚴格要求私人有限公司經營的補習中心必須有30%土著股權，那今天根本不應該有這麼多人突然才知道這件事。大家早就應該知道，不符合條件的補習中心也應該早就不能營業。

可是現在的情況並不是這樣。很多已經經營多年的補習中心，到了最近才開始擔心2027年續牌會出問題，那自然就會讓人懷疑，最近的執行方式是不是發生了變化。是不是以前地方教育局沒有嚴格執行，是不是不同州屬原本就有不同做法，還是最近更新指南之後，承辦官員開始更加認真照著文件逐項檢查？甚至也有可能中央根本沒有下達什麼新指示，只是不同官員對同一份文件有不同理解。這些問題，到現在其實都還沒有一個完整答案。

所以我覺得，「這項規定2006年就已經存在」不能當成完整回答。規定什麼時候寫下來，和規定什麼時候真正開始影響業者，是兩回事。一條政策可以在文件裡面放20年，很多地方都沒有認真執行，可是一旦某一年政府重新更新指南，或者官員開始重新按照文件辦事，對業者來說，它的效果其實就跟突然出現一條新規定差不多。

而現在教育部和MITI連誰跟誰討論過都出現不同版本，我反而更加覺得，這件事情暴露出來的，很可能不只是政策本身，還包括行政協調的問題。很多人看到政府規定，會直覺認為，上面一定有一個很清楚的政策，然後下面的人照著執行，可是現實未必這麼整齊。有時候一份舊指南存在很多年，有些地方嚴格執行，有些地方比較寬鬆，有些官員按照舊習慣處理，有些官員有一天重新翻出文件，發現白紙黑字寫著這個條件，就開始照著辦。

這也是為什麼我之前一直在想，一個政府或者一個領導人的執政風格，到底會不會影響下面公務員的執法方式。我自己的看法是，會，但是這種影響很多時候並不是首相或者部長親自寫一張命令，下令從明天開始嚴格執行30%土著股權。而是官僚體系裡面的人，會自己判斷什麼做法最安全。

假設今天你是一名負責處理補習中心續牌的官員，你打開政策指南，裡面真的寫著至少30%土著股權。以前可能很多人沒有認真執行，可是今天輪到你簽名，你就會想，如果我批准一間完全沒有符合股權要求的補習中心，將來Audit或者上司問起來，我要怎麼解釋？可是如果我拒絕，我只需要把文件拿出來說，我是按照規定辦事。對官員個人來講，哪一個選擇比較安全，其實答案是很明顯的。

所以很多時候，官員未必是故意要為難人民，他只是知道，照文件辦事比較容易保護自己，給彈性反而可能惹麻煩。至於那間補習中心已經經營十幾年，有多少老師，有多少學生，老闆投了多少錢，這些後果最後往往都不是承辦官員負責。這樣久了之後，整個行政體系自然會變得更加保守。

所以我覺得，政治領導的風格還是很重要。我要先講清楚，目前沒有證據證明安華、教育部長法麗娜，或者任何一名部長，曾經下令官員嚴格執行補習中心30%土著股權要求，所以這個帽子不能亂扣。但是領導人長期營造出來的行政氣氛，確實會影響下面的人怎麼理解自己的工作。如果一個政府長期告訴公務員，看到過時政策就提出來檢討，不合理的規定可以改，行政程序不要只會照本宣科，那官員至少知道，上面是願意聽的。

可是如果官員感受到的是，某些政策很敏感，最好不要碰，出了問題自己負責，那最安全的做法當然就是照文件。2006年寫什麼，2026年繼續做什麼。

當然，我不是說政府所有規定都應該放寬。補習中心的消防安全、場所安全、教師資格、學生人數、逃生通道，這些本來就應該嚴格，因為一旦出事，最後受傷的是學生。可是股東當中有沒有30%土著，和老師教得好不好、學生安不安全，到底有什麼直接關係？如果政府說不出一個清楚的關係，那把股權比例當成教育機構的續牌條件，本來就很難說服人。

如果政府希望增加土著在私人教育領域的參與，其實可以用其他方式。可以協助土著老師創業，可以提供貸款和培訓，也可以幫助真正有能力的人進入私人教育市場，這樣至少是在培養經營者。可是如果只是要求一間原本由兩三名老師辛苦做起來的補習中心，重新找一個人進來拿30%股份，最後很可能只是大家到處找一名「符合條件的股東」。那個人是不是真的參與經營，是不是真的懂教育，反而變得不重要，最後公司文件符合要求了，學生到底得到什麼好處，我真的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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