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庙强拆,暴徒纵火 – 大马宗教冲突失控，国家公权力在哪里？

今天我们来谈宗教与种族冲突事件。这几天，打开新闻或是滑开社交媒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处于撕裂边缘的马来西亚。从彭亨大学生涉嫌发布践踏古兰经的影片，到雪兰莪万挠兴都教神庙遭到强拆；从网红在浮罗交怡疑似践踏兴都教神圣法器三叉戟的风波，再到这两天彻底失控的暴力升-级比如大山脚发生争议性传教士 Zamri遭群众围殴并砸毁车辆，以及印裔社运分子 Cikgu Chandra 的住家惨遭狂徒持刀恐吓，甚至在凌晨被纵火烧毁了三辆轿车。

这些惊心动魄的画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网络键盘战，或者是政客在国会里的口水战，而是实打实的暴力私刑。我必须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的是身分政治发展到极端后，必然产生的社会反噬。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场风暴是如何从一起单纯的土地与行政纠纷，被有心人士操弄成撕裂社会的宗教博弈？我们引以为傲的法治底线，又是如何在政府的迟钝与民粹的狂热中，一步步走向崩塌的？

要看懂这整盘棋，我们必须先回到一切事件的源头。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场宗教战争，但如果你从理性的公民视角、从产权与法治的角度去拆解，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因为国家行政失能而引爆的产权纠纷。

我们把时间推回今年二月初，在雪兰莪万挠发生了一起私人土地纠纷。一个名为 Yayasan Kubra 的福利基金会，也就是这块土地的合法地主，指出他们的私人土地自 2018 年起就遭人侵占，并违法扩建了一座兴都教神庙。这在马来西亚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许多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特别是神庙，早期建在园丘土地上，随着国家城市化发展、土地买卖转让，这些原本有着社区默契的庙宇，在现代产权法规下变成了非法占用的违章建筑。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这种产权纠纷应该怎么解决？地主向地方政府投诉，地方政府介入协调，如果协调不果，就透过法庭申请庭令，然后由国家公权力，也就是警方和执法单位来执行清空或搬迁。这叫作法治。

但在万挠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体制的失灵。地主向市议会投诉多年，当局却以“涉及私人土地”为由，要求地主自行解决。当公权力在这个时候选择缺席、选择不作为，地主求助无门之下，就为“私刑正义”打开了大门。于是，这场事件的关键人物 Tamim Dahri 登场了。他带着神手、也就是挖土机，以一种未经法庭授权的姿态，开进了私人土地，强行拆除神庙的部分建筑。

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先例。我一直强调，保护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是国家的基本责任，而国家必须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当 Tamim 可以私自驾驶神手去拆毁一座建筑时，他实质上是在剥夺国家的公权力，将之私有化。不管那座神庙是不是违建，都不应该由一个没有公权力授权的平民来执行拆除。一旦我们允许这种行为合法化，社会就会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今天你可以因为别人占用土地去拆他的庙，明天是不是别人也可以因为一点纠纷来拆你的家？

更可悲的是，这起原本应该停留在“土地局”和“民事法庭”的产权纠纷，立刻被政治投机者嗅到了血腥味，并迅速将它武器化，升级为一场关乎宗教尊严的圣战。这就带出了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极端网红与政客的政治操作。

我们来看看这几位近期频频登上头条的人物。首先是 Tamim Dahri，如果你去深究他的背景，你会发现他绝非一个单纯热心公益的“社区大叔”。他长期活跃于极右翼的马来民族主义圈子，曾经是散播种族主义言论社团的管理者。他非常清楚如何挑起民粹。他把一个单纯的“反违建”行动，包装成了“捍卫伊斯兰与马来人土地”的英雄事蹟。当他的社交媒体帐号被限制时，他甚至高调宣布要加入执政党公正党，这完全是一种充满恶意的政治嘲讽，目的是逼迫执政党表态，让他们背上“不敢捍卫多数族群利益”的政治包袱。

接着是 Zamri Vinoth，这位极具争议的传教士。讽刺的是，他本身是印裔穆斯林，却与 Tamim联手策划了在吉隆坡 Sogo 商场外的“反非法非穆斯林宗教场所”集会。他深谙身分政治的游戏规则，知道透过攻击少数族裔的宗教场所，能最快地在保守派群体中收割流量与政治资本。这两个人完美地示范了如何利用多数群体的傲慢，来跨越法律的底线。

然而，作用力必然带来反作用力。当这些极端言论和挑衅行为不断在网络上发酵，另一端的少数群体，特别是印裔社群，他们的情绪也在不断积累。当网络上流传出 Tamim 疑似用脚践踏兴都教神圣法器三叉戟的影片时，即便他后来狡辩说只是在喂猴子、移开生锈的铁条- 这就是孬种行为，敢做不敢当。但这种充满轻蔑的态度，已经彻底点燃了印裔社群的怒火。

印裔社群的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宗教法器被亵渎，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对国家体制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与“双重标准”的质疑。他们会问：当有大学生侮辱古兰经时，警方可以雷厉风行地逮捕提控；但当少数群体的信仰被践踏、当有人在网络上公然威胁要拆除大山脚的神庙时，警方的行动在哪里？为什么这些煽动者还能继续在 TikTok 上开直播大放厥词？

当一个社会的法治天秤被认为已经倾斜，当民众认为体制无法保护他们免受言语和实质的暴力侵犯时，最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群众会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伸张正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两天，看到了大山脚 Zamri Vinoth 遭人砸车围殴的事件。那些骑着摩托车包围他的民众，本质上就是在执行他们心中的“私刑”。而这种以暴制暴的氛围一旦蔓延，就会立刻招来更极端的报复。于是，昨天凌晨，为印裔社群发声的网红 Cikgu Chandra，他位于蒲种的住家遭到了骇人听闻的纵火袭击，三辆车付之一炬，歹徒甚至持巴冷刀恐吓。

这不再是单向的挑衅，而是双向的仇恨螺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宗教原本应该是维系社会凝聚力的黏着剂，它教导人向善、提供心灵的慰藉。但在马来西亚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宗教已经被彻底异化，成为了划分敌我、进行社会控制与政治动员的最强武器。政客和极端网红利用宗教来画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复杂的经济问题、行政问题、土地问题，全部简化为“我们”与“他们”的生存保卫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妥协的余地，因为任何的退让都会被视为对信仰的背叛。这就是身分政治最恶毒的地方，它让人失去理智，让人忘记我们首先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其次才是不同信仰的信徒。

面对国家正在滑向危险状态的边缘，我们必须严厉质问：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内政部和政府高层，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做得够吗？

内政部长赛夫丁近期的确有所动作。他表示会把万挠神庙事件带入内阁讨论，政府也召集了各宗教领袖进行了跨部门的圆桌会议，强调要以对话和调解来解决问题。警方也发出了严厉警告，并逮捕了部分涉案人士。

这些举动听起来很官方、很标准，但如果你问我，这绝对远远不够。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防御机制。在和平时期，举办跨宗教对话、写内阁报告或许是好事；但在暴徒已经拿着汽油和巴冷刀在你家门口点火的时候，政府还在讲究“对话与协调”，这对受害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更是国家机器的软弱表现。

政府目前最大的盲点在于，他们没有展现出足以震慑极端分子的“政治意愿”。要解决这场危机，不能只靠温和的呼吁，必须回归到最冷酷、最坚定不移的法治手段。

首先，内政部和警方必须立刻打破“双重标准”的社会观感。法律必须是盲目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宗教，只要你煽动暴力、只要你参与了强拆、围殴或是纵火，警方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同等的严厉程度将其绳之以法，并且透明化所有的调查进度。当社会看到法治的铁腕不偏不倚地砸在每一个违法者身上时，群众的焦虑和愤怒才能真正平息。

其次，针对根本的土地争议，各州政府不能再当缩头乌龟。地方政府必须正视这些建在私人或政府土地上的宗教场所。不能只是发出一张冰冷的清空通告，然后就把责任推给地主去承担冲突的风险。州政府必须建立一套清晰、透明且具备包容性的搬迁与合法化机制。在城市规划的初期，就必须强制保留足够比例的各宗教用地。这是一个行政和资源分配的问题，必须用行政和资源分配的手段来解决，绝对不能让它演变成宗教问题。

最后，作为一个理性的马来西亚公民，我们必须学会拒绝这种情绪勒索。当我们看到有人在网络上煽动仇恨时，不要去转发、不要去谩骂，因为你的愤怒正是他们想要的养分。我们应该做的是，持续监督政府、要求警方严正执法、要求地方政府透明化土地管理。我们要用对法治的坚持，去对抗那些企图用私刑破坏社会秩序的极端分子。

国家的强大，不在于哪一个种族或宗教的声音比较大，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共同守护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免于恐惧、财产得到保障、信仰得到尊重的世俗法治体制。如果不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今天被火烧的是 Cikgu Chandra 的车子，明天被摧毁的，可能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共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