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州养猪业面临生存危机

今天我们来讲“养猪场搬迁”的新闻。雪兰莪苏丹的一道御令，直接炸开了长期以来隐藏在社会底层的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一场涉及王权、行政权、粮食主权以及多元社会共存底线的深度博弈。今天，就带大家深入拆解这场发生在2026年1月的“雪州养猪业大地震”，看看在王权与民生、宗教与经济之间，我们到底正在失去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回溯到这几天的核心事件。2026年1月10号与12号，雪兰莪苏丹殿下连续发表了极为强硬的御令。这道御令的核心只有一个：推翻州政府原本设定的“2030年缓冲期”计划。大家要知道，原本在州政府的规划下，位于丹绒士拔（Tanjung Sepat）的养猪农友们还有四年的时间进行现代化转型或逐步迁移，这原本是一个缓冲，是一个给产业喘息的空间。但苏丹殿下明确表示“极度失望”且“不同意”。殿下下令，丹绒士拔的所有养猪活动必须立即开始逐步停止，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迁移至武吉达卡Bukit Tagar。

为什么苏丹会在这个时间点如此强硬地介入？殿下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第一，瓜拉冷岳地区的人口结构以穆斯林为主；第二，当地的养猪场长期产生的臭味与苍蝇问题，已经严重困扰了附近的住民，甚至波及到了苏丹的行宫。在王室的角度看来，在这种敏感地带保留大规模养猪业，是对当地文化与宗教的一种“不敏感”。

但康哥要在这里跟大家探讨一个更深层的法理问题。在我们这种君主立宪的制度下，王室的御令往往具备强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当苏丹直接点名批评行政体系的决定时，民选政府的行政自主权还剩下多少？原本由专业官员与民选代表拟定的2030年转型蓝图，在一夕之间化为泡影。这种“政策U-turn”，对投资者、对那些已经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初步现代化改造的农民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不仅仅是养猪业的问题，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在面对敏感产业时，政策的稳定性是何等脆弱。

我们接着来看这道御令中的“三不原则”：不准出口、不准大规模扩张、必须解决污染。这三个标签一贴上去，基本上就是给雪州的养猪业判了半个死刑。不准出口，意味着这个产业被锁死在内需市场，无法规模化；不准扩张，意味着它失去了成长的动力。当一个产业被限制在“只能勉强生存”的框架下，谁还愿意投入数千万令吉去搞技术研发？

大家有去巴刹的都知道，现在一条烧猪最便宜都要2千块马币了，每公斤 的生猪价格从2021年的RM 8块钱涨到今年的每公斤接近RM18块。那为什么本地猪肉这么贵呢？除了饲料依赖进口之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非洲猪瘟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从2021年到2025年，大马的猪肉自给率从93.4%一路崩跌到不到70%。政府过去几年一直在喊“现代化养猪场”，说要转型成封闭式系统，但是根据预算，要盖一个符合标准的现代化猪场，每一头母猪的转型成本高达RM30,000。对于那些在丹绒士拔经营了几代人的中小型农户来说，这不是转型，这是逼他们破产，逼他们关门啊。

现在，苏丹下令要把他们搬到150公里远的武吉达卡。武吉达卡是什么地方？那是原本规划的中央集中养猪区。听起来很理想。但现实是，基础设施至今还没完善，高昂的迁入成本与陌生的环境，对已经在非洲猪瘟中伤痕累累的猪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这批本地猪农最终选择放弃，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社会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风险：我们的猪肉供应将完全掌握在巴西、美国或泰国的大财团手中。一旦国际物流出问题，或者汇率崩溃，我们连吃一口新鲜猪肉的权利都会丧失。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粮食主权”的流失。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谈谈这场危机背后的政治盘算。在这次风波中，马华扮演了批评者角色。他们抓住了非洲猪瘟赔偿金不到位等问题对州政府发起猛攻。说白了，马华是想借由农民累积的怨气，把养猪场风波变成削弱行动党华社支持率的议题。但在我看来，如果马华真心想救这门产业，我更期待看到他们能拿出几份实质的、具备法律依据的政策书，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媒体上的“口水仗”。因为在农民面临危机的边缘，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起单纯的“打嘴砲”来得更有格局，也更能赢得尊重。

然而，这也带出了一个让选民最心寒的质问：我们选出来的代议士，在州政府中拥有庞大议席数量的行动党议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在现实的行政体系内部，面对官僚，以及来自王权直接干预的巨大压力，行动党议员的处境显得极其尴尬而且卑微。

这就是马来西亚政治最无奈的断层：他们在立法层面 看似人多势众、声势浩大，但在执行与实质的行政决定权上，只要一碰到宗教敏感与王室红线，往往就显得束手无策。这种有票无权，有权又无能为力的政治困局，才是选民们最失望的无奈。

这也反映了马来西亚政治的一个悲哀：一个经济议题一旦被贴上宗教或种族的标签，理性的经济分析就会让位给情感的政治正确。当官员在考虑要不要给猪农发准证时，他们考虑的不是国家的粮食安全，而是这张准证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仕途，会不会被政敌拿来炒作成“出卖信仰”。

那么，难道就没有共存的可能吗？苏丹提到的污染问题、臭味问题，确实是存在多年的产业矛盾。猪农们也必须承认，传统的露天养殖模式在现代社会、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但问题在于“转型的方式”。

既然州政府说要转型、要现代化，那猪农民去向银行贷款不就行了吗？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现实的商业操作中，这简估计是天方夜谭。大家要明白，在商业银行的眼中，现在的养猪业简直是“高风险”的代名词。一场非洲猪瘟，几千头猪说扑杀就扑杀，资产瞬间归零。在这种随时可能血本无归的预期下，哪家银行敢开门做你的生意？

更何况，大马猪农正面临一个极其荒谬的“投资悖论”。大家去看，雪州乃至全马绝大多数的猪场，脚下踩的不是自己的永久地契，而是所谓的“临时地契”。这就是土地使用权的死结：这种地契通常每年都要更新一次，意味着农民对这块土地根本没有长期保障。你试想一下，州政府一边要求农民投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令吉去盖“现代化封闭式猪场”，但另一边，政府却连一个长期的土地租约都不愿意给。这就是我说的悖论：你要求我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进行永久性设施升级，却让我待在一块随时可能被收回的土地上。没有地契作为抵押，银行根本不批贷款；没有长期稳定的租约，农民只能依赖自有资金或私人借贷。在商言商，你会出钱去做这样的投资吗?

如果政府真的有心要保住这个产业，就不应该只是发布一道搬迁令，然后让农民自生自灭。真正的“软着陆”应该是由政府出面，与金融机构对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现代化转型专项贷款”；是由州政府与王室达成共识，在武吉达卡建立一个真正的、具备国际标准的产业园区，并提供长期的税务减免。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各方都在“甩锅”。州政府说这是王室的御令，我们必须遵守；联邦政府说养猪是州政府的权限；猪农则是在绝望中等待最后的期限。这种分裂的行政体系，正在一点一滴地耗尽马来西亚的产业竞争力。

我们再从宪政的角度多聊几句。马来西亚是一个奉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虽然我们尊重王室作为宗教与文化的守护者，但在具体的经济与产业政策上，行政机关应该保有其独立性与专业性。如果每一项涉及敏感性的经济政策都需要王室点头，或者王室可以随时推翻既定的行政规划，那么我们的政府规划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这对于国家的法治建设与行政效率来说，是一个需要我们深思的警号。

回头看这几年的社会氛围，从禁赌、禁酒到现在的养猪业生存危机，这背后其实都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在保守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世俗生活的空间正在被不断压缩。我们谈论猪肉，不只是在谈论一种食物，而是在谈论一个多元社会的基本权利。如果一个传承了百年的合法产业，在面对发展与宗教敏感时，只能被动地接受“被消失”或“被放逐”的命运，那么下一个受影响的产业会是谁？

今天的这番话，可能有些沉重，但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真相。养猪业的危机，是大马多元社会脆弱性的一个缩影。它考验着我们如何应对粮食安全的挑战，考验着我们如何平衡王权与行政权，更考验着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包容”这两个字的真实底线。

马来西亚的未来，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本地的猪农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更是理性的政策支持与法理的保障。希望这支影片能引发大家的思考，我们不能等到超市架上只剩下昂贵的进口冻肉时，才回过头来后悔我们今天失去的粮食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