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找不到她的女儿？英迪拉案背后，“不能说”的体制秘密。

试想一下，如果你最后一次抱你的孩子，是在她十一个月大的时候。然后，有人把她抢走了。这一别，就是十六年。十六年是什么概念？十六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十六年，足够马来西亚换了五任首相；十六年，足够让一个年轻的母亲，变成满头白发的抗争者。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发生在我们马来西亚，一位叫英迪拉（M. Indira Gandhi）的母亲身上，最真实、也最残酷的血泪史。

就在前几天，这位母亲带着一个旧旧的、已经有些褪色的泰迪熊，在烈日下走了1.8公里，一路走到武吉阿曼警察总部。她想把这个泰迪熊交给我们的全国总警长。为什么？因为她说，她的女儿Prasana Diksa被前夫抢走的时候，最喜欢这个玩偶。她希望警察能把这个玩偶转交给她的女儿，或者，至少让她知道女儿还活着。结果呢？两百多人在警察总部门口等了四个小时，我们的总警长没有出现。据说他在海外。一个母亲卑微的请求，换来的又是体制的冷漠和闭门羹。

这件事之所以让我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它悲情，而是因为这是一场“法治的崩坏”。法院早就判了英迪拉胜诉，法院早就命令警方要把孩子找回来，甚至下令逮捕前夫。可是，十六年过去了，我们的警察——这个拥有全国最强大情报网、能抓恐怖分子、能抓跨国诈骗犯的强大机构，却告诉我们：他们找不到一个带着孩子的中年男人。

这合理吗？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什么我们的执法单位，在这个案件上，像中了魔咒一样，一直在拖延、在闪躲？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这件事的荒谬程度，我们必须把时间拉回到 2009 年。那一年，英迪拉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住在怡保。她的丈夫，在没有通知妻子的情况下，秘密改信了伊斯兰教。这本来是个人的宗教自由，没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不仅自己改教，还单方面带走了他们三个孩子的出生证明书，在孩子和母亲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全部改信伊斯兰教。更可怕的是，他强行抢走了当时还在喝奶、只有 11 个月大的小女儿——Prasana Diksa。从那一天起，英迪拉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儿。各位，请想像一下那个画面。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就这样被抢走，从此音讯全无。

接下来，就是英迪拉漫长的、孤独的法律长跑。她面对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双重法律体系——民事法庭与伊斯兰法庭之间的权限拉锯战。前夫利用法律漏洞躲在伊斯兰法庭后面，而英迪拉作为非穆斯林，根本门都进不去。

但是，她没有放弃。她一路告，从高庭告到上诉庭，最后告到联邦法院。终于，在 2018 年，正义似乎到来了。联邦法院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标竿裁决：宣判单方面为孩子改教是无效的，孩子的宗教信仰必须得到“父母双方”的同意。法院同时宣判，英迪拉拥有孩子的抚养权，并向警方发出指令：立刻逮捕前夫，并找回小女儿 Prasana。

那一刻，我们以为法律终于彰显了公义。我们以为，警察会像电影里那样，雷厉风行地把孩子救出来。但是，我们错了。我们太天真了。 2018 年最高法院下判到现在，又过去了整整 6 年。加上之前的 9 年，总共 16 年。前夫找到了吗？没有。 女儿找到了吗？没有。 逮捕令执行了吗？没有。这就是整件事最吊诡、也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方。

很多观众都在问我：“康哥，我们的警察明明那么厉害，为什么偏偏这个前夫，找了 16 年都找不到？”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Ambiga Sreenevasan）说得很直白：“如果他们真的想找，早就找到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想”找？根据我对马来西亚政治和体制的观察，这里面有三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真相。

第一，是“双重司法体系”留下的心理阴影。虽然2018年联邦法院已经厘清了权限，但在那之前，这个案子一直卡在民事法庭和伊斯兰法庭的权限模糊地带。前夫当时手里拿着伊斯兰法庭的抚养权令，而英迪拉拿着民事法庭的令。

对于基层警员，甚至是高层警官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烫手山芋。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氛围里，没有任何一个公务员愿意被贴上“反伊斯兰”的标签。如果警方强行闯入，把一个已经“在纸面上”是穆斯林的孩子，从穆斯林父亲手中抢过来，交给一个兴都教母亲，这在某些保守派眼里，可能会被炒作成“动摇信仰”。所以，即便联邦法院已经说了算，但在执法层面，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碰宗教敏感神经”的官僚心态，让警方选择了消极怠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宁愿拖。拖到孩子长大，拖到孩子过了18岁，有了自主权，那时候法院的抚养权命令就自动失效了。这是一种“以拖待变”的策略。他们在赌，赌时间会解决这个棘手的宗教难题。

第二，选择性的执法效率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重标准”。警方的效率是“看人下菜碟”的。当案件涉及维护某些族群的尊严、或者打压异议声音时，警方的行动就是雷霆万钧；但当案件是关于维护少数族群权益、或者要对抗宗教保守势力时，警方就变成了漫不经心，诸多理由。这种选择性执法，是我们法治社会最大的毒瘤。它告诉人民：法律不是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它是看风向的。如果今天换作是一个非穆斯林父亲抢走穆斯林母亲的孩子，我相信，不用 16 年，可能 16 小时人就抓回来了。

最后一个理由，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政治意愿”。警察总长虽然权力大，但他始终是公务员，他的顶头上司是内政部长，再上面是首相。如果今天，我们的首相安华，或者内政部长赛夫丁，真的把这件事当作国家耻辱，真的在内阁会议上拍桌子，给警察总长下达死命令：“一个月内要把人找出来，否则问责！”你觉得会找不到吗？

肯定找得到。为什么？因为这个案子没有“政治红利”。帮英迪拉找回孩子，虽然符合法治，但在选票上，可能会得罪庞大的马来穆斯林保守票仓。为了不让国盟有攻击他们“自由主义”的借口，他们选择了“冷处理”。他们宁愿得罪一位无助的兴都教母亲，也不愿意得罪庞大的保守派票仓。这就是政治现实。警方的拖延，某种程度上，是得到了政治人物的“默许”。正如人权委员会（Suhakam）所说的，警方不执行法院命令，这不是“选择题”，这是“违法”。但当违法的是执法者，而背后又有政治默许时，我们这些普通市民，又能怎样？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宗教纠纷，不关我的事。”或者觉得“这是家庭问题”。错了。各位，这关乎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 Rule of Law —— 法治精神。法治的基础是什么？是法院的判决必须被执行。如果最高法院的命令，警方可以选择性忽略；如果执法机构可以看人下菜碟，看宗教背景来决定抓不抓人。那么，法律就是废纸。今天受害的是英迪拉，因为宗教议题被牺牲。明天，可能就是你的商业合约纠纷，对方有背景，警察不执行判决；后天，可能是你的土地被侵占，对方有关系，执法单位视而不见。当“执行力”崩坏的时候，没有人是安全的。

英迪拉在那场游行中说了一句很心酸的话：“这场战斗还要持续多久？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为她而战的机会了。”

她老了，她累了。时间是不可逆的。英迪拉失去的这16年母女时光，永远补不回来。每一个参与拖延的官员，每一个选择沉默的政治人物，其实都是这场悲剧的共犯。

我们作为公民，能做的就是不断地问、不断地提醒：不要以为拖久了我们就会忘记，正义没有保存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