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万地契费背后,华社与政府的信任缺口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今天是8月19日星期二，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最近在雪兰莪州引发争议的侨民华小地契风波。这个新闻一出来，很多人直觉反应就是：为什么一所华小，要为了延长地契付出六百多万令吉？是不是州政府在刁难？是不是行动党背叛了他们口口声声说的“捍卫华教”？这些情绪的确真实存在，但如果我们冷静下来看，事情其实不是这么单纯。这里头，有历史的背景，有法律的规范，更有一层深层的信任缺口。

先来说侨民华小的历史。这所学校不是政府设立的，而是1935年由当地华社一砖一瓦建起来的。从无到有，靠的就是家长和社会人士的捐助，几十年来，华小能走到今天，全靠民间力量支撑。也因为这样，很多华小都有一套“以地养校”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靠出租礼堂、商业地段来赚取收入，再把这些钱投进教育资源里。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被迫发展出来的“自救模式”，因为政府资助有限，华小如果不靠自己，根本活不下去。

现在，侨民华小的地契即将到期。董事会申请延长99年，结果土地局开出一个条件：要按照商业用途来计算，总共是六百一十七万零六百零八令吉。这个数字对一所学校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董事会只好筹款，甚至要靠家长和校友一点一点凑钱，这才引爆舆论。

州政府怎么说呢？黄思汉出来解释。他说，大家要搞清楚，这个礼堂不是校内的礼堂，而是校外的一个商业性礼堂，还外包给公司经营，完全按照商业模式运作。所以土地局才会用“商业用途”的条件来收费。而州政府的建议是，干脆把土地用途从“商业”转为“校地”，这样以后就是学校的正式资产，还能得到永久保障。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只是在按法律办事，确保校地能够受到保护，避免将来被变卖、被抵押。他认为，这其实是在帮学校。

但是，问题就卡在这里。华小董事会为什么不愿意把它转成校地？原因就是三个字：不信任。这个不信任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上、现实里，太多例子让华社觉得，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稳定可靠的。今天说可以，明天政策一变，什么都可能变成不行。

举个例子，如果土地用途变成校地，未来在出租的时候，教育局就能引用条例来管制。最敏感的就是酒精问题。大家都知道，华小的礼堂很依赖婚宴、酒席来筹款。这是一个几十年下来被社会接受的模式。但一旦是校地，教育局就有理由禁止含酒精的宴会。这不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而是曾经真的发生过。之前有学校因为礼堂宴会上出现酒商的标志，被媒体炒作成大风波，搞得校方很被动。这样的前车之鉴，让华小董事会更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从董事会的角度，他们宁愿辛苦筹六百多万，也要保留一点点自主权。因为只要是商业用途，他们还能比较自由地决定礼堂的使用方式。对他们来说，钱虽然很重，但失去自主权才是更大的风险。这就是民间对政府缺乏信任的真实写照。

不过，我们也要讲另一面。其实全马很多华小礼堂，比如著名的王岳海礼堂，照样可以办酒席，也没有因此出事。换句话说，教育局的规范不是铁板一块，地方上往往有灰色地带，有协调空间。所以董事会的忧虑并不是完全会成真，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核心还是：大家不相信政府能长期保持一贯的态度。

这就是我说的信任缺口。黄思汉没有错，侨民华小也没有错。错的，是双方之间没有桥梁。当一边讲法律，一边讲历史经验，两边就是永远的平行线。更糟的是，这样的空隙就会被马华利用，把它包装成“希盟刁难华小”。当民间情绪被煽动起来，事情就变成政治攻防，而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了。马华过去的做法就是用官位压死人，以高层的权力和命令来进行豁免，这样的做法的确有效，但是缺点却变成了是“人治” ，能不能得到豁免，很依赖看谁在官位上。

我认为，这件事情要解决，不能只靠法律条文，更不能只靠舆论喊话，而是需要政治智慧。因为这里牵涉到教育，也牵涉到宗教，甚至牵涉到整个民间办学的传统。这种主观层面的东西，没有谁能单方面说了算。唯一能解开的方式，就是把信任建立起来。所以黄思汉乃至行动党的立刻表态和公开喊话是很没有用的， 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把董事会推向你的对立面，甚至哪些洗地人为了符合你们把风向越带越偏。

那么，我给三个建议。第一，建立一个“州政府—董事会—社团”三方协议。比如董总或华总，大家坐下来，把权利和义务写清楚。比如即使转为校地，董事会依然有权利出租礼堂，收入专供学校发展。若涉及敏感用途，可以有一个程序去申请，而不是一刀切禁止。这样华社才敢放心，政府也能履行法律责任。

第二，可以考虑“教育地＋商业附属地”的混合模式。意思是，校内的部分列为校地，但附属礼堂可以是教育附属商业用地。这样既合法，又保留弹性，避免完全被教育局的条例掐死。这其实就是在法律框架里创造一个灰色缓冲区，让双方都能退一步。

第三，政府应该设立一个“教育地契特惠基金”。说白了，钱才是最直接的问题。既然华小、淡小都是非营利教育机构，就不应该和一般商业地产一样被征收天价的延长费用。如果政府能成立一个基金，专门用来补贴这些学校的地契费用，就不会每次都搞到学校要四处筹款，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这样也能避免政党把事件拿来政治操作。

总结一句，这不只是侨民华小的问题，这是整个华社与政府的关系缩影。当民间办学必须依靠“以地养校”，当政府又坚持“Law by Law”，中间的空隙就是信任缺口。这个缺口，法律填不满，只有政治人物的诚意和智慧能慢慢补上。

观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认为我这三个建议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觉得有道理，就打个6；如果你觉得完全没用，那就打个9。我很想知道大家的想法，因为这不是单纯一所学校的事情，而是整个教育制度和社会信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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