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找不到她的女兒？英迪拉案背後，「不能說」的體制秘密。

試想一下，如果你最後一次抱你的孩子，是在她十一個月大的時候。然後，有人把她搶走了。這一別，就是十六年。十六年是什麼概念？十六年，足夠一個嬰兒長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十六年，足夠馬來西亞換了五任首相；十六年，足夠讓一個年輕的母親，變成滿頭白髮的抗爭者。這不是電影情節，這是發生在我們馬來西亞，一位叫英迪拉（M. Indira Gandhi）的母親身上，最真實、也最殘酷的血淚史。

就在前幾天，這位母親帶著一個舊舊的、已經有些褪色的泰迪熊，在烈日下走了1.8公里，一路走到武吉阿曼警察總部。她想把這個泰迪熊交給我們的全國總警長。為什麼？因為她說，她的女兒Prasana Diksa被前夫搶走的時候，最喜歡這個玩偶。她希望警察能把這個玩偶轉交給她的女兒，或者，至少讓她知道女兒還活著。結果呢？兩百多人在警察總部門口等了四個小時，我們的總警長沒有出現。據說他在海外。一個母親卑微的請求，換來的又是體制的冷漠和閉門羹。

這件事之所以讓我憤怒，不僅僅是因為它悲情，而是因為這是一場「法治的崩壞」。法院早就判了英迪拉勝訴，法院早就命令警方要把孩子找回來，甚至下令逮捕前夫。可是，十六年過去了，我們的警察——這個擁有全國最強大情報網、能抓恐怖分子、能抓跨國詐騙犯的強大機構，卻告訴我們：他們找不到一個帶著孩子的中年男人。

這合理嗎？這背後到底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為什麼我們的執法單位，在這個案件上，像中了魔咒一樣，一直在拖延、在閃躲？

為了讓大家更清楚這件事的荒謬程度，我們必須把時間拉回到 2009 年。那一年，英迪拉還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住在怡保。她的丈夫，在沒有通知妻子的情況下，秘密改信了伊斯蘭教。這本來是個人的宗教自由，沒問題。但問題在於，他不僅自己改教，還單方面帶走了他們三個孩子的出生證明書，在孩子和母親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這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全部改信伊斯蘭教。更可怕的是，他強行搶走了當時還在喝奶、只有 11 個月大的小女兒——Prasana Diksa。從那一天起，英迪拉就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小女兒。各位，請想像一下那個畫面。一個還在襁褓中的嬰兒，就這樣被搶走，從此音訊全無。

接下來，就是英迪拉漫長的、孤獨的法律長跑。她面對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個龐大且複雜的雙重法律體系——民事法庭與伊斯蘭法庭之間的權限拉鋸戰。前夫利用法律漏洞躲在伊斯蘭法庭後面，而英迪拉作為非穆斯林，根本門都進不去。

但是，她沒有放棄。她一路告，從高庭告到上訴庭，最後告到聯邦法院。終於，在 2018 年，正義似乎到來了。聯邦法院作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標竿裁決：宣判單方面為孩子改教是無效的，孩子的宗教信仰必須得到「父母雙方」的同意。法院同時宣判，英迪拉擁有孩子的撫養權，並向警方發出指令：立刻逮捕前夫，並找回小女兒 Prasana。

那一刻，我們以為法律終於彰顯了公義。我們以為，警察會像電影裡那樣，雷厲風行地把孩子救出來。但是，我們錯了。我們太天真了。 2018 年最高法院下判到現在，又過去了整整 6 年。加上之前的 9 年，總共 16 年。前夫找到了嗎？沒有。 女兒找到了嗎？沒有。 逮捕令執行了嗎？沒有。這就是整件事最弔詭、也最讓人無法接受的地方。

很多觀眾都在問我：「康哥，我們的警察明明那麼厲害，為什麼偏偏這個前夫，找了 16 年都找不到？」前律師公會主席安美嘉（Ambiga Sreenevasan）說得很直白：「如果他們真的想找，早就找到了。」那麼，他們為什麼「不想」找？根據我對馬來西亞政治和體制的觀察，這裡面有三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真相。

第一，是「雙重司法體系」留下的心理陰影。雖然2018年聯邦法院已經釐清了權限，但在那之前，這個案子一直卡在民事法庭和伊斯蘭法庭的權限模糊地帶。前夫當時手裡拿著伊斯蘭法庭的撫養權令，而英迪拉拿著民事法庭的令。

對於基層警員，甚至是高層警官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燙手山芋。在馬來西亞的政治氛圍裡，沒有任何一個公務員願意被貼上「反伊斯蘭」的標籤。如果警方強行闖入，把一個已經「在紙面上」是穆斯林的孩子，從穆斯林父親手中搶過來，交給一個興都教母親，這在某些保守派眼裡，可能會被炒作成「動搖信仰」。所以，即便聯邦法院已經說了算，但在執法層面，那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別碰宗教敏感神經」的官僚心態，讓警方選擇了消極怠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寧願拖。拖到孩子長大，拖到孩子過了18歲，有了自主權，那時候法院的撫養權命令就自動失效了。這是一種「以拖待變」的策略。他們在賭，賭時間會解決這個棘手的宗教難題。

第二，選擇性的執法效率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雙重標準」。警方的效率是「看人下菜碟」的。當案件涉及維護某些族群的尊嚴、或者打壓異議聲音時，警方的行動就是雷霆萬鈞；但當案件是關於維護少數族群權益、或者要對抗宗教保守勢力時，警方就變成了漫不經心，諸多理由。這種選擇性執法，是我們法治社會最大的毒瘤。它告訴人民：法律不是對每個人都公平的，它是看風向的。如果今天換作是一個非穆斯林父親搶走穆斯林母親的孩子，我相信，不用 16 年，可能 16 小時人就抓回來了。

最後一個理由，也是最關鍵的，就是「政治意願」。警察總長雖然權力大，但他始終是公務員，他的頂頭上司是內政部長，再上面是首相。如果今天，我們的首相安華，或者內政部長賽夫丁，真的把這件事當作國家恥辱，真的在內閣會議上拍桌子，給警察總長下達死命令：「一個月內要把人找出來，否則問責！」你覺得會找不到嗎？

肯定找得到。為什麼？因為這個案子沒有「政治紅利」。幫英迪拉找回孩子，雖然符合法治，但在選票上，可能會得罪龐大的馬來穆斯林保守票倉。為了不讓國盟有攻擊他們「自由主義」的藉口，他們選擇了「冷處理」。他們寧願得罪一位無助的興都教母親，也不願意得罪龐大的保守派票倉。這就是政治現實。警方的拖延，某種程度上，是得到了政治人物的「默許」。正如人權委員會（Suhakam）所說的，警方不執行法院命令，這不是「選擇題」，這是「違法」。但當違法的是執法者，而背後又有政治默許時，我們這些普通市民，又能怎樣？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宗教糾紛，不關我的事。」或者覺得「這是家庭問題」。錯了。各位，這關乎我們每一個人。

今天我們談論的，是 Rule of Law —— 法治精神。法治的基礎是什麼？是法院的判決必須被執行。如果最高法院的命令，警方可以選擇性忽略；如果執法機構可以看人下菜碟，看宗教背景來決定抓不抓人。那麼，法律就是廢紙。今天受害的是英迪拉，因為宗教議題被犧牲。明天，可能就是你的商業合約糾紛，對方有背景，警察不執行判決；後天，可能是你的土地被侵佔，對方有關係，執法單位視而不見。當「執行力」崩壞的時候，沒有人是安全的。

英迪拉在那場遊行中說了一句很心酸的話：「這場戰鬥還要持續多久？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為她而戰的機會了。」

她老了，她累了。時間是不可逆的。英迪拉失去的這16年母女時光，永遠補不回來。每一個參與拖延的官員，每一個選擇沉默的政治人物，其實都是這場悲劇的共犯。

我們作為公民，能做的就是不斷地問、不斷地提醒：不要以為拖久了我們就會忘記，正義沒有保存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