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李偉康。2025年十一月五日，馬來西亞高等法院作出了一個震撼全國的裁決：政府與警方必須為 牧師雷蒙德·科（Raymond Koh）被強迫失蹤事件負責，必須賠償超過三千七百萬令吉。這個判決，不只是對一個家庭的交代，更是對整個國家司法信任的一次重建。
在講細節之前，我先花一分鐘科普一下——什麼是「被強迫失蹤」。這是一個國際人權法裡的嚴重罪行，它的定義是：一個人被國家機構、或由國家授權的人非法拘留、帶走，之後政府拒絕承認，甚至隱瞞他的下落。也就是說，你的人在國家的掌控之下消失，卻沒有人承認這件事。家屬無法報案，法院找不到被告，整個人就被「從世界上抹去」。在拉丁美洲、在中東、在亞洲的獨裁政權，這樣的案例層出不窮。而今天，我們在馬來西亞看到同樣的事情。
2017 年 2 月 13 日，Raymond Koh牧師在雪州八打靈再也駕車外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群蒙面人開著幾輛 SUV，行動整齊地包圍他、攔車、關門、帶走，全程不到一分鐘。這一幕被閉路電視拍下，像極了情報單位的行動。之後他就人間蒸發。八年過去了，沒有屍體，沒有答案，連警方都說查不到線索。
可是高庭的法官這次說得很清楚——這不是普通的失蹤案。法官蘇天祝（Su Tiang Joo）在判詞裡指出，有一名或多名現任或前任的警察涉入這場行動，政府必須為此承擔替代責任。他批評警方的行為「壓迫性且武斷」，嚴重違反了人民的基本權利。法院命令政府每天支付一萬令吉的賠償金，從他失蹤那天起算，直到人被找到為止，不論生死。光是這個日計金額，八年下來就超過三千一百萬，再加上四百萬一般損害和二十五萬訟費，合計超過三千七百萬令吉。
那麼為什麼是每天一萬元呢？
首先，法官認為科牧師的失蹤並不是一個「已經結束的事件」。因為直到今天，他的下落依然不明，生死不確定，而家屬所承受的痛苦、焦慮與權利被剝奪，也在持續發生。因此，法院採用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持續性侵害」。既然傷害每天都在進行，那麼賠償也必須每天累積，以反映侵害的延續性。這不是懲罰性的任意判決，而是基於侵權法的一致邏輯：若政府造成的傷害沒有停止，補償就不能停止。
其次，法官認定此案涉及國家公權力的嚴重濫用，包括警方現任或前任官員參與綁架行動、調查中出現的隱瞞與誤導，以及強迫失蹤的國際法性質。強迫失蹤被視為最嚴重的人權侵害之一，因為它結合了非法拘禁、可能的酷刑、剝奪生命與掩蓋真相。基於這種高度嚴重性，普通一次性賠償不足以反映其惡劣程度，因此法官加入了「威嚇性（deterrent）」與「惩戒性（punitive）」元素，確保國家機構不能再以沉默或拖延逃避責任。
第三，這項每日罰款也是一種「結構性命令」。簡單來說，就是法院要用制度性的壓力，強迫政府積極調查，而不是讓案件繼續拖延八年、十年甚至更久。如果沒有這項罰款機制，國家機構可能缺乏動力去追查真相。現在，一天不查清，一天就要付一萬元——這讓政府背負實質的責任，而非象徵性的承諾。
因此，「每天一萬元」既是賠償，也是訊號；既是法律判決，也是制度改革的推力。這項決定清楚告訴國家：強迫失蹤不能被遺忘、不能被淡化，而政府必須對每一個公民的生命與自由負起最後的責任。
而且這不是第一個案例。同一天，高庭也裁定另一宗人權分子——安米·謝末（Amri Che Mat）——的家屬同樣勝訴。兩宗案子的手法幾乎一樣：白天被擄走、車輛消失、警方無作為。這不是巧合，這是體制性問題。法院下令警方重新調查這兩起案件，等於是在司法層面第一次承認「國家涉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這個判決裡面有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層面，就是「司法獨立」。很多人說司法獨立聽起來太抽象，但其實它決定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安全。司法獨立的意思就是，法院不屬於政府、不屬於執政黨，而是屬於法律。當你被冤枉、被誣陷、被濫權對待時，司法是你最後的盾牌。它不保證你贏，但它保證你有一個公平的機會。而今天，這個判決正是司法勇氣的體現。
這八年來，劉愛玲——牧師的妻子——從來沒有放棄。她一個人對抗整個體制，從報案到人權委員會、從國會到法庭，她每一步都走得很艱難。她曾說：「我不是要復仇，我只想知道發生了什麼。」這樣的話，任何一個母親、一個妻子聽了都會心碎。今天她終於等到了司法的回應。她在法院外說：「這是遲來的正義，但我希望政府會真正執行。」那一刻，我覺得她比任何政治人物都更代表這個國家的良心。
當然，總檢察署在隔天就宣布要上訴。這是總檢察署程序上的權利，但我更關心的是——政府會不會執行判決？會不會真的去調查那個命令從哪裡來？這個「order」是誰下的？是上級指令？還是特工自行行動？這些都必須給社會一個交代。因為當國家對自己人都不誠實，人民要怎麼信任執法？
再退一步說，這不只是人權議題，它也是宗教自由的問題。雷蒙德·科牧師的 NGO「Harapan Komuniti」一直致力於幫助弱勢群體，包括艾滋病患者、單親家庭、貧困社區。他不是政治人物，他只是個牧師。可是因為社會上有一些偏見，有人指控他「傳教給穆斯林」，結果他就成了靶子。當一個宗教工作者都可以因為偏見被消失，這對任何信仰、任何群體都是警訊。
我也想提醒大家，這起案件不是孤立事件。從 趙明福 到 Amri，再到 Raymond Koh和最近的林芫-那位今年4月在前往反貪會途中被綁架到如今仍然音訊全無的關鍵證人，這些名字一個一個出現在我們的歷史裡，每一個都代表著制度失靈的一個洞。而司法，就是在這些洞之間，努力撐起一條線——一條讓社會不至於崩壞的線。
所以我真心覺得，這次的判決是一個關鍵時刻。它證明我們的司法體系雖然有缺陷，但還活著。還有人敢講真話、敢簽那張判決書。當行政權力過大，司法就是平衡；當政府說「這是國家安全」，司法就要問「那人民的安全呢？」。這樣的平衡，才是文明社會的基礎。
或許有人會說，判決之後政府還是會拖，錢也不一定會付，人也不一定找得到。是的，現實可能殘酷，但至少這是第一次有法官公開把責任寫下來。那是一個開始。正義可能會遲到，但它已經走進法庭。
最後，我想提醒大家，請記得，正義不是法官一個人的責任，它需要整個社會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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